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不同社会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存在差异，如，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状况、民族划分、历史、地理、资源、人口状况，民族所处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各异，以及语言、技艺、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法律、教育、宗教、信仰、成长环境、家庭背景、饮食结构不同，这些造成人的性情、素质、思维、价值规范、伦理道德、行为准则等也不尽相同。不同文化群体交遇时，相异文化群体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影响，给予并遭受对方文化的强烈震撼。西方人称此为“Culture Shock”，即“文化休克”。^[3]文化休克尤指一种文化个体或群体进入新的不同文化状态，由于必须对付一系列新的文化暗示和期望，而本国文化中的约定俗成在新文化状态下又不适用或行不通时，所经受的挫折、压抑、迷茫等总体创伤。

由文化原因造成的各种误会和经济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

美国AT＆T为表现其业务遍布世界而印制了宣传广告，广告表现的是各大洲的名人在通电话，但却不小心用一只猴子来代表非洲人。事后AT＆T解释说这是一位不受合约约束的自由艺术家所为，但此图能从AT＆T的编辑那里过关，说明企业忽视了文化因素。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亚洲开展业务时，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电击。白色花朵在西方是圣洁的象征，在中国却被用来悼念死者。可以想象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航班在中国香港首航时，乘坐该航班的中国贵宾在看到机上空姐胸前佩戴的白色康乃馨时的恐惧和不祥之感，也可联想到美联航由于其文化失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人性的特质相异，文化理论不同，形成的文化类型也不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差异。以下我们用三种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文化的类型。

（一）信任度差异

人们之间本能的信任度不同，形成关系文化模式也不同。对跨文化管理颇有研究的米尔德里德·赫尔（Edward T.Hall）先生在研究了世界各国文化后，提出了高度关系和低度关系文化模式。

Hall将高度关系文化定义为，先建立起信赖，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它是以良好关系为基础的文化。低度关系文化是喜欢立即进入工作程序、以法律契约来达成协议的文化。

Hall发现中国、日本、越南等东方文化国家都有相当强烈的高度关系文化现象。他们倾向先建立起社会信赖，建立个人关系和信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签订协议，用缓慢的速度与保守的方式进行协调。

低度关系文化多存在于德国、瑞典和大部分美洲国家。人们倾向于立即办正事，以专业技术能力和表现来评价个人，以法律契约来达成协议，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来协商。

（二）价值观差异

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在他的著作中，以价值观为标准探究了国家文化的不同类型。^[4]他把价值观又具体化为四个方面：（1）权力差距，指一个社会所能允许的权力和不公平分配的程度。（2）暧昧逃避，指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的或暧昧情境威胁的程度。（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指一种松散的社会架构，在此架构中，每个人只需自顾自及顾及最亲近的家庭即可；集体主义指某种严谨的社会架构，人们以团体外和团体内来区分，他们期待团体内成员（亲戚、宗族、组织）来照顾他们，以交换他们的绝对忠诚。（4）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男性主义指的是积极、攻击、贪图金钱与物质等价值观，女性主义则是指关心别人、注重生活质量及仁爱等价值观。

霍夫斯泰以权力差距、个人和集体主义为坐标，分析了53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化异同。同时，他对40个国家的管理者进行了调查，分析他们如何接受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以及对个人主义或集团主义至上的观念差异，对语言模棱两可的忍受度，对物质享受的倾向。他以权力距离解释在单一文化中的权力分配趋向专制的现象。瑞典、以色列的文化形态比较自由化，沟通时需要较强的参与。法国是具有高度权力距离的国家，人们较不重视参与而只重视谁有权力。在个人或团体观念中，美国是40个国家中个人主义色彩最浓的。东方国家、委内瑞拉、秘鲁则倾向于集团主义。

（三）文化理论的差异

从哲学理论、伦理道德观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略微深层的探究。

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龙的文化。龙是中国文化精心设计的神。它既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和形象，亦是中国文化的凝聚和整合的代表。

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是儒家学说。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之一^[5]是将中国文化最早的依照血缘关系而创立的统治秩序做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使宗法制度从依赖强制性外在权力来维系，过渡到由外在礼仪和内在伦理来维持。这种文化上的泛道德主义和伦理学的社群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的理性主义的生长。(www.xing528.com)

道家在社会制度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不如儒家，但绝非微不足道。道家用“生”，不用“世”。老庄对人生有限和无限所做的苦思冥想，并由此悟出和倡导的人生方式比儒家更具普遍性和可行性，经过道教的流传和融合更加深入民间。因此，提及中国各阶层人的人生观，就必然要谈及老庄。

道家和儒家各行着不同的“道”。儒家有君子，道家有真人；儒家奉行“恕道”，而道家推崇“无为”。简言之，儒家求助于文化传统的礼，而道家求助于天道。汉学家李约瑟说：“倘若把阴和阳分开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话，可以说，道家是一种阴性的思想体系，而儒家是一种阳性的思想体系。”^[6]司马富（Richard J.Smith）在他的著作中也指出：“儒家社会责任的阳，有道家的退隐于自然的阴加以平衡……”^[7]儒、道学说的阴阳互补，构筑了中国文化的特性。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叙述。^[8]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绵延性和文化的榜样性。中国文化推崇其祖先和历史名人、文化豪杰等，并对其加以神化，塑造出一系列典范式的神。

而理性主义和逻辑模式在西方文化起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几百年来探索的理性问题，如存在与发展、主体和客体、形式与内容、超验论和经验论在中国哲学领域并非热衷话题。那种“浮士德”式的对真理的追求在中国并不受推崇，中国对人本质的探求大多是目的性和实践性并举的。十四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跨越了神和教会的羁绊，代替了神，成为世界的中心，个人主义观念开始确立。人被当作一切的出发点，可以完全或暂时撇开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来突出个人的价值。因此，西方文化中很早即开始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张扬，强调人的独立性的发挥。

在语言文化中，中国的象形文字和西方的符号文字确立了中国形象语言和西方逻辑语言的特点，也可由此推理出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9]中国存在着实在语言高于隐喻或意向语言的现象，中国人倾向于遵循以感情和气质为基础的路线，缺乏将事实性和实在性提高到理论和思辩的兴趣。而盎格鲁-欧罗巴语言的意向和隐喻性确立了西方人更倾向于采用客观、理性的逻辑论证。

中西方不同的行医手段也折射出两种文化的不同特色。中医从生理学角度思索，而西医则从解剖学方面思考；中医讲求号脉，西医则力求确认动脉的位置；中医采取温和性的“调”，而西医则采用杀伤性的“治”。如此，均能反映出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归根结底有如下几个方面。

1.民族差异

即民族划分、民族性、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心理、性格、礼仪、习俗和传统等差异。

2.历史差异

历史年限、历史进程、历史地位不同，历史经验与历史积淀等存在差异。

3.环境差异

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差别，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丰饶程度的不同，科技、教育、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速度与环境的差异。

4.意识形态差异

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法律意识、伦理道德的差异，如长者还是强者意识，竞争还是“无为”，独裁专制还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大男子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