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其中披露了当时英国假冒伪劣现象：“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曼彻斯特某几个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3便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支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到处都是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作宽的卖出去；瓷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款的事情每天就多得难以置信。”恩格斯的描述并非个案，从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和商业狂热发展，封建制度解体，宗法体制和宗教体制逐步瓦解，传统价值体系崩溃。与此同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完善，相关商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假冒伪劣商品到处泛滥，各种手段五花八门。昏黄的油灯下，杂货店老板不无得意地向学徒传授生意经：尽你所能逃脱处罚，尽可能骗走客户的钱，其主要有三“宝”——掺假、伪造、缺斤少两。
掺假、掺杂相对比较简单，也最常被运用。食用糖里掺入廉价的米粉，糖浆中掺入鸦片，把褐色黏土捣得很细然后掺到可可里，棉花里掺入木屑和30%～50%的浆料。伪造也不少见。在曼彻斯特市，当椰子的汁水开始发臭时，商贩就在椰子上打个孔，往里灌水，再用一块颜色与外壳相近的软木封住洞眼，把椰子煮一下以增加重量，然后把外壳弄得闪闪发亮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所谓葡萄牙进口的红葡萄酒是用颜料和酒精勾兑的，英国喝掉的这种假红葡萄酒比葡萄牙全国生产的真酒还要多。缺斤少两更是常态。1837年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英国假冒伪劣达到了巅峰。商贩把卖糖的秤盘故意弄湿，以便沾下一些糖。号称1磅重的樱桃实际只有5盎司，当时16盎司等于1磅。(www.xing528.com)
19世纪40年代，除了恩格斯，英国记者亨利·梅休在伦敦的街头同样观察到猖獗的掺假现象，同样看到穷人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消费主体。经过一次次访谈，小贩们把全部的伎俩都告诉了梅休：怎样将坏掉的肉和蔬菜伪装成新鲜品；用水煮过的橘子看起来更大、更多汁；用草莓叶铺满整个篮子，把草莓放在上面，让顾客觉得买的整篮都是水果；他们还把烂鱼藏在鲜鱼中间来出售。1849年起，梅休在《纪事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和由此引发的恐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到1914年，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在诗歌《反对杂货商之歌》中依然痛心疾首：“女王最可怜的子民们，几千人因为吃了这些而死亡，为什么他还能笑得如此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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