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欧盟财务报告战略第一阶段的英德之争还是欧盟推行会计新战略后的欧美之争，无不体现着两大经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与莱茵模式）的角力。有学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the Neo-American Model）以强调个人成功、竞争和短期财务回报为特征，而莱茵模式（the Rhine Model）则以集体成功、合作和长期财务回报为特征。[5]
早有研究指出，在英国金融体系中流行着一种短期主义。[6]公司管理层自身患有短视症或称“管理短期主义”（Managerial Short Termism），大多数执行官的报酬计划是以短期指标如会计利润为基础的，显然，这一计划会激励执行官追求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战略。在受加尔文主义提倡的“允许经营致富、贷钱取利”影响的美国，对于那些有财富、有权势或有才能的各路“社会精英”，自由市场经济自然是一种较为适宜的模式。在那里，资本财富受到尊敬，普通劳工遭到贬抑，政府只是作为一种某些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不可避免的祸害”而被人接受。[7]在美国早期的铁路发展史中，开发铁路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当20世纪后半叶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金融资本的发展获得了肥沃的土壤，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安然、世通等大型美国公司通过虚拟化的经济获取了巨额利润；而几年前的AIG奖金门等丑闻则再次暴露出这一模式的脆弱命门。
而在莱茵模式下，对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视导致了会计理论与实践中的“稳健主义”倾向。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传统会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取代。比如，欧盟仅仅要求在欧洲的上市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采纳国际会计标准，这就意味着欧洲上市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以及非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仍只需按照公司法指令加以编制，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欧盟层面的“Big GAAP”和各成员国的“Little GAAP”共存的局面。[8](www.xing528.com)
应该说，欧盟所推行的财务报告战略对会计发展的重要影响是将“欧洲的会计”（Accounting in Europe）发展为欧洲会计（European Accounting）；前者指的是欧共体成立之前在欧洲范围内存在的具有显著国家间差异因而严重缺乏可比性的列国会计，而后者则是由基于国家的会计制度和会计事务所构成，并在有限程度上受制于包括欧盟成员国和诸如挪威等与欧盟有法定联系的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在内的国家同时参与的会计协调。比如在德国，尽管第4号指令遵循英国的“真实与公允观念”，但是《商法典》第264条第2款没有非常清楚地贯彻实施这个原则，而只是要求参见附注中的补充说明；另外，居于首要地位的实体原则是会计真实原则、完整性原则（商法典第246条第1款）和一贯性原则，而形式原则是会计明晰性原则。[9]这种对本国会计传统的坚持恰恰说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之争，犹如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10]因此，欧盟所采取的会计新战略，并非意在消除各成员国会计的国家特色，而是摈弃成员国间的争议以求联合自强，其实质无非是一种灵活的“实用主义”的策略，意在从美国手中获取国际会计标准领域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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