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计政治观的角度出发，会计问题就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问题。由于会计具有“财富分配”功能，因此，会计问题首先反映的是一国内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与妥协。一些德国学者曾指出，每一种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那些用来衡量企业价值与经济绩效的指导原则，它们与其他许多要素相互依赖；只有全面考虑到经济社会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指导原则和财务报告的潜在目的（Underling Purpose）。[1]通过“触及经济史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而非仅仅关注“经济之间的历史变化”，[2]就不难发现，欧盟的财务报告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首先成为一个政治过程。
自《巴黎条约》签署以来，欧盟就面对着协调成员国间传统各异的会计实践的难题。然而，由于民族主义的存在，欧盟的财务报告战略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际环境中推行。其早期试图通过缺乏强制执行力的“指令”来推行这一战略，实属现实的无奈。在德国和英国先后主导指令的制定后，指令的实施又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政策流失”。
到1990年代，欧盟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规则领域的主导者，然而，就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来说，至少相对美国而言，欧盟在当时仍缺少足够的发言权，这尤其体现在美国资本市场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而遵循美国会计标准依然是外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必要前提。面对美国资本市场强烈的竞争压力，欧盟试图迅速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会计制度来提高欧盟的资本市场竞争力。当时欧盟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修改相关指令；二是接受美国会计准则；三是采纳国际会计准则。然而修改指令的设想却因德国和英国的反对而搁浅，[3]接受美国准则意味着欧盟沦为美国的追随者，因此，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就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欧盟偏师借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以提升在国际会计标准领域话语权的迂回战略是极为成功的。(www.xing528.com)
可见，欧盟所推行的财务报告战略作为建设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基础，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进程生动地表明：作为国家间权力冲突与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案，会计标准绝非“中性”；会计标准形成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过程，而是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正如格里科和伊肯伯里所言：“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空想家们一直强烈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但只有当政治领导人和安全官员也这样做时，世界才会真正走向那一方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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