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意志的独特现代化进程
现代世界的根本面貌是由“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塑造。[117]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推动变革的力量；民族主义者开始相信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政府。因此，一些分散的民族如德意志民族就希望在一个有着共同中央政府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实现民族统一。[118]当时流行的一首《德意志人之歌》唱出了德意志民族追求统一的强烈愿望：“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1848年革命波及普鲁士后，法兰克福议会试图制定新宪法并努力实现德国统一。然而，由于德意志邦国林立，国王并没有足够的手段强迫这些邦国的统治者接受新宪法，因而，统一德意志的努力暂告失败了。而由于奥地利帝国比较软弱，人们越来越将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119]统一离不开扩大的和强化的普鲁士军队，为此，威廉一世任命了一位新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宣称，“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不是靠演说或多数人的投票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铁和血来解决。”通过普丹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的胜利，德意志第二帝国于1871年成立，宣告了德意志统一的实现。
德意志的统一进程是与其现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相较其他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而言，德意志的“防御性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其中一个主要特点是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借助国家力量调配资源以实现“赶超”。[120]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国家资本在后做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121]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122]1870年后，德国取代英国成为欧洲工业的领导者。[123]到1914年，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强国。[124]在始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中，普鲁士政府始终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当时其他德意志邦国仅仅是容忍了工业化的话，普鲁士则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积极推进工业化。[125]这一独特的现代化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德国之后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使得德国的银行业与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俾斯麦在1876年将铁路国有化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对经济的控制力同时弱化了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另外，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也使得德国对外国资本参与德国经济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这也间接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力量。可以说，20世纪德国会计重视债权人利益、追求稳健主义的鲜明特征即根源于此。
（2）19世纪中期德国会计稳健主义的形成
在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股份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股份公司的健康发展，自然离不开对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立法要求。有人说，“德国会计的突出特征是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债权人保护原则”，[126]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这一原则就已经出现，在当时德国股份公司的成立热潮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公司财务舞弊现象，由此推动了政府通过立法对债权人加以保护，稳健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会计原则开始扎根于德国会计实践。
德国的第一个股份公司史腓特烈大帝所创设的亚细亚公司，1750年在埃姆登开业，在“七年战争”[127]中倒闭。但这些较老的公司很少有一直维持到19世纪的。而19世纪的公司史可以说是从《法国商事法典》（1807）有关公司的各个条文开始的。这些条文变成了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司法以及德国较早的公司法的基础。[128]但几乎一直到19世纪中叶，并没有正式的公司法，如果要开办股份公司，必须像在18世纪一样从国家领到特许状。1838年，普鲁士颁布了基于《法国商事法典》的铁路公司法。[129]1843年又颁布《股份公司法》（the Prussian stock Corporation Law），要求公司提供资产负债表。[130]另外，“全德证券交易法”（Allgemeine Deutsche Wechselordnung）开始在关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国的开发程序不同）。到1851—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是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131]
但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公司舞弊现象，由此，1861年的《德国商法典》（General German Commercial Code，GGCC）中引入了债权人保护原则。[132]德国官吏的小心谨慎，使得不健康的投机之风在德国没有盛行起来。[133]德国统一后，公司制（Aktigengesetz）开始在德国流行时，1871—1873年间，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五倍。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许多无良公司发起人通过侵蚀股本的方式大肆发放股利，公司股本被掏空，债权人和投资者损失惨重。由此，债权人和投资者纷纷要求政府修改法律，最终，政府通过立法将稳健主义作为德国公司财务报告的主导性原则。[134]
由于以上特征，因此，债务人关心的是确保利息支付及其支付原则均不为股利支付所损害。这就必然导致在利润计算时引入稳健主义原则以减少可供分配的利润。在德国人的观念中，公司只有长期存在才称得上是收入的源泉。稳健主义要求，一方面可预期的风险和损失应确认为负债；另一方面，收入只有在十分确定的情况下才能确认。[135]资产计价和收入确认的稳健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36]
历史成本（取得成本或制造成本）是对某一资产项目（如存货、固定资产）进行资本化的上限；不允许高于历史成本的价值重估，如高于历史成本的重置成本或市价；自创的无形资产或无偿取得的无形资产不予资本化，即不得作为一项资产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折耗资产（如固定资产）必须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折旧基础，即使市价高于取得成本时按照该折旧基础进行折旧也是合理的；流动资产必须在年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即便发生的减值是暂时的。在存货价值上升时应采用后进先出法。这可以阻止那些虚构利润的实现以及虚构的应税利润；建造合同的收入及利润只有在全部完工后或者按照合同预先规定的独立部分完工后方可确认收入，禁止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长期建造合同收入；如果该建造合同有发生损失的可能，则必须为该存货计提减值准备或确认一项负债。
不仅如此，在德国会计中，由于稳健主义的存在，还产生了一个饱受英美国家诟病的概念，即“秘密准备”。[137]“它像公开的公积金一样属于自有资本，但又像它的名称所反映的那样，其存在是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138]换句话说，秘密准备是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属于所有者权益性质的公积金；其形成方式是低估资产、高估负债、高估或提前确认费用损失，以及低估或推迟确认收入。[139]比如，一项资产（如土地）的入账价值（历史成本）为500万马克，但在当前的市场价为800万马克，然而，由于法律禁止高于历史成本的价值重估，因此该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只能为500万马克，这就形成了300万马克的“秘密准备”，显然，这是有悖于现代英美会计中的“透明度”原则的。
1861年《德国商法典》确立了债权人保护原则后，1884年的公司补充法案（Corporate Supplement Act）再次加以强调。这可以解释为何除德国外的其他国家，债权人和银行的地位都没有那么重要。[140]
（3）德意志统一至一战期间稳健主义的强化
研究表明，债权人的地位越重要，会计实践方法就越谨慎（稳健）。[141]就德国而言，债权人（主要是银行）优先地位的形成也是受到德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影响。这一方面导致了德国“大银行和大规模工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紧密关系”；[142]另一方面，又使得军事因素极大影响了德国金融结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之前形成的稳健主义原则。
①德国银行业与工业紧密关系的形成
格申克龙认为，银行与工业的关系是由一国发展程度所决定的；与英国相比，国家越落后，银行（以及政府）取代独立企业家的私人首创性的程度就越高。[143]在德国，金融史显然与资助军队紧密相关。[144]德国国家银行是在1847年普鲁士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首要目的就是“控制全国的银行券发行”；非发行银行的发展同帝国时代工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由于德国的金融组织落后，在19世纪的第3个25年中，这些银行的业务一开始就比同时期典型的英国对手的业务要复杂得多。比如，德意志银行在1870年创立时，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促进……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145]这些银行从事所有类型的信用业务以帮助公司创立，起初，对工业企业的贷款是短期的，之后，贷款期限逐渐变长，最后几乎与合伙差不多。在这两大领域中，人员安排相互渗透，工业家担任了银行董事、银行家趋向于控制工业的政策。所有这一切发展，在1914年以前工业活动大浪潮的20年中最为显著。到20世纪，较大的银行均有其公认的所谓工业领域。例如，德累斯顿银行“公认为代表克虏伯的利益”，并且肯定会在财政上参与任何克虏伯计划。德意志银行还在土耳其有着特殊的利益，各银行对于自己所做的投资有最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不仅如此，它们能单独地为工业计划筹措资金。就融资方面而言，权益融资在德国企业融资中仅仅是一个小角色。据统计，到1900年年末，大型德国公司（金融和保险企业除外）的权益融资额平均仅占总资产的27%，累计及或有负债以及递延债务占34%，其中，年金占40%。长期债务占总资产的35%，因为德国银行大多是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s），4000家银行中，有90%是全能业务。[146]
显然，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公司的财务政策必然要反映银行利益，这最突出地表现在通过稳健主义原则限制股利的发放，当然，通过稳健主义原则尽可能留存更多的盈利也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息息相关。
②德意志铁路国有化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巩固
前已述及，在19世纪的德国，铁路承载着民族统一的艰巨使命。铁路建设之于德意志工业化的意义就如同纺织业对于英国工业化的重要性。1835年第一条铁路线（连接纽伦堡和菲尔特的铁路，6公里长）开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铁路建设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增长：1840年，铁路里程增加到462公里；1850年为5875公里，1860年为11157公里。铁路的建设不仅使得整个德意志范围内的客货运输更加便利和廉价，促进了仍然处在分裂中的德意志各地人们的相互了解，还带动了德意志采煤业、钢铁和机器制造行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铁路建设称为德意志工业化的主导部门。[147]
德意志统一后不久，便遭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即1873—1876年经济危机，此时，市场普遍低迷，铁路股票价格较低，俾斯麦借机于1876年开始了铁路的国有化进程。1879年，普鲁士政府购买了六个大公司的5000公里的私营铁路；1882年，购买了拥有3000公里以上铁路的七个公司；1884年，收购了十个公司的将近4000公里的铁路，并停止授予公司建筑重要铁路的新特许权。[148]
铁路必须服从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个德国人写道：“邮政和铁路只是军队的民事部门。”至少在普鲁士，铁路公司的经理们通常都是将军。在这两个服务部门中，共计有“七十五万人，这些人当他们的长官向他们讲话时，就立正。”[149]而经济政策又是为着军事而服务的。俾斯麦在回忆他所做出的决策时说，“为了争取皇帝赞同，我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贸易政策方面的利益，而是他比较容易理解的军事方面的考虑。”[150]
铁路国有化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的金融结构。在这场运动中，银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证券市场则因之而逐渐萎缩。在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投机狂热中，德国政府着手消除经济动荡和投机，但其多数政策措施是赋予大银行在股票交易中的优先权。1884年股份法（Joint-Stock Law）甚至将之前无记名股票150马克的最低面值和记名股票300马克的最低面值提高至1000马克（相当于当时的240美元，现在的4万美元）。[151]这样，只有公司和富裕的家庭才可以购买股票，而大量小股东则被拒之股票市场的门外。在1892年决定创设一种新型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老式的“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相比，它既能体现有限责任的原则，又不提供大量的可以买卖的股票，同时还能够阻止外国竞争者“自由地洞察企业的基础和营运状况”。1896年的股票交易法案（Stock Exchange Act）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在股票交易中的优先地位。
铁路国有化促进了统一的会计标准的形成，但由于股票市场受到银行等的控制，审计职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审计公司大多由银行开办，当然其业务是为银行服务的，这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最重要理由——独立性。由于德国的铁路不似英美两国以挣钱为目的，因此公司的财务披露继续强调资产负债表而非利润表，而财务信息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则一直延续下去。
4.2.2.2 一战后德国会计“稳健主义”的进一步强化
（1）纳粹统治对德国会计的影响
1929年，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趁势上台，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希特勒一直将经济看作“第二位的东西”，在他看来，经济“是无条件地隶属于政治优先权的，是政治的仆人！”[152]在纳粹党的第一个纲领——1920年2月24日的《25点纲领》中，就“要求参加对大企业的利润分红”（第14条），[153]将利润的分配限制在6%。[154]纳粹还支持废除不劳而获的收入，粉碎“利息的奴性”，[155]这样，那些指望通过股票交易获利的股民就被视为“贱民”（Pariahs），[156]这进一步打击了民众投资于股市的热情。不仅如此，在纳粹执政时期，银行继续对工业进行控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相互渗透的势头不仅远未减弱，甚至还在不断加强。[157]
由于企业的大多数所有权都控制在家族和内部人手中，财务信息的保密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德国企业会计师转向企业内部控制而非透明度。另外，德国的会计师职业界成员还大量加入了纳粹控制的社会组织。1933年，德国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律师联盟（the Feder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Lawyers），这是一个为纳粹所控制的社会组织。到1934年5月，接近40%的会计师协会成员加入了纳粹党，[158]会计沦为服务于纳粹需要的工具。比如，1934年3月和12月通过了两项法律，用于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的股息，其总额被限制在总股息的6%或8%，超过法定最高限额的多余股息必须上缴用作国家借款基金，满4年后再归还给股东。[159]在1937年生效的《股份公司法》（Joint Stock Corporation Act，AktG）中就已经明确：绝对禁止高估但并不限制低估。这种“谨慎估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减少利润中对股东的支付比例，以服务于纳粹的军事经济。另外，纳粹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提高法人税（并未同时提高其他税种的税率）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在促进私人企业发展的同时提取资本公司的一部分营业利润。[160]
（2）“社会市场经济”对德国会计的影响
德国会计的“稳健主义”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并在二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当时，联邦德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总体设计，其“最高指导思想是市场自由与社会均衡相结合，个人利益要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协调”。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总体调节”思想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社会伦理思想外，作为一种“文明方式”，它还主要从“奥尔多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那里获得了最充足的养料。在这一总体设计中，市场在法治政府（Government Under the Law）的培育和保护下有序地运行，并由此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不过，在当时的联邦德国领导人、公众眼中的“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看来，并不存在什么“奇迹”，因为这只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市场经济中，动态的价格通过向市场参与者（消费者和生产者）传递商品短缺程度的信号而自动地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德国经济政策的重心是保持物价稳定，即确保价格信号的真实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央行会具有其他国家的央行所难以比拟的独立性、为什么德国货币政策的中心任务是保持币值稳定、为什么德国执意将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实质是将同样的原则运用于超国家领域）。在会计核算中，“社会市场经济”要求“确保工资的支付基于合理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利润”，这是一项“经济戒律”，[161]因为在艾哈德看来，工资和物价存在着明显的交互上涨关系。这就更加强化了早已在德国会计师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稳健主义”观念。
德国经济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相对而言更大程度的员工参与，有三项法律决定了员工参与，在德国的监事会中，有一半的是由员工选出的，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支持了稳健的计量，为的是保证公司利润的积累以保护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162]这种资本保全的观念在德国目前的商法典中仍然得到强调，德国有关年度资产负债表的规定就是服务于这一原则的。因为，如果“法律不想办法规范决算盈利的计算，公司法上的基本资本维持原则（致力于让股份公司完整地维持一个与其基本资本相对应的资产）以及关于禁止在决算盈利之外向股东进行其他支付的规定就不会有效果。”[163]因此，法律有意识地规定，不可以用真实的价值，而只能用较小的价值对某些财产标的进行计价，甚至是根本就不许计价做账。法律希望借此限制股息分配，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企业的继续发展（原文为斜体字）。[164]根据商法典第252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总体上应该谨慎估价，未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价值增加不应该导致股价的提高。[165]
如此看来，离开对德国历史和德国经济结构的考察就无法理解德国会计的“稳健主义”。作为德意志历史的产物之一，德国会计之所以“稳健”，除了担负着维护资本利益的“例行任务”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还被赋予了诸如保障价格信号真实无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含义”。
总的来说，尽管欧盟会计指令已经转化为德国立法，但其影响是有限的（见图4-3）。由于一国“社会经济制度（Socio-Economic System）决定了其会计制度框架”，[166]因此，德国会计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国家特色。显然，任何在国际会计领域进行“标准化”的努力都无法避免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与政治斗争。
图4-3 德国财务报告监管体系
资料来源：Flower，John and Gabi Ebbers.Global Financial Reporting[M].Palgrave，2002:170.
【注释】
[1]Camfferman，Kees and Stephen A.Zeff.Financial Reporting and Global Capital Market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1973-2000[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420.
[2]“国家联合体”（Staatenverbund）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针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宪法诉讼时创造的新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以此更加明确地表述欧盟自成一体（sui generis）的特性，而没有确定其在关于欧盟的系统是更接近于邦联还是联邦这一法学争论中的立场。见[德]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潘琪昌、周弘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3]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代表组成，是欧盟最核心的部门。
[4][德]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顾俊礼，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9-100.
[5]Eichengreen J.Barry，Jeffry Frieden and Jürgen Von Hag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Introduction，in Eichengreen，Barry J.et al.，eds.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grated Europe[M].Springer Verlag，1995:8.
[6][西]圣地亚哥·加奥那·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M].朱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96.
[7][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M].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引言.
[8][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M].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2.
[9][德]苏珊娜·施密特.没有道德的市场[M].马倩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
[10][德]苏珊娜·施密特.没有道德的市场[M].马倩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
[11][德]苏珊娜·施密特.没有道德的市场[M].马倩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
[12]陈乐民.欧洲统一观念的历史哲学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1986（5）.
[13]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1.
[14][英]A.M.阿格拉.欧洲共同体经济学[M].戴炳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10.
[15][英]A.M.阿格拉.欧洲共同体经济学[M].戴炳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37.
[16][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M].杨寿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572.
[17][法]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7.
[18][西]圣地亚哥·加奥那·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M].朱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7.
[19]Nobes，Christopher.Implement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eventh Directive:An Overview，in Gray，Sidney J.，Adolf Gerhard Coenenberg，and Paul D.Gordon，eds.International Group Accounting:Issues in European Harmonization[M].London:Routledge，1993:33.
[20]第4号和第7号公司法指令起草工作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埃尔门多夫（Wihelm Elmendorff）的德国人，显然，会计指令的初稿必然打上“德国制造”的烙印，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会计模式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21]Flower，John.The Future Shape of Harmonization:the EU versus the IASC versus the SEC[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7，6(2):281-303.
[22]van Hulle，Karel.The True and Fair View Override in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Directives[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7，6(4):711-720.
[23]Article 2是第4号指令中最重要的条款，即一般条款（General Provisions）中的首条规定。
[24]van Hulle，Karel.The True and Fair View Override in the European Accounting Directives[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7，6(4):711-720.
[25]对“稳健主义”的详细解释，见本章第2节。
[26]Flower，John.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M].Routledge，2004:228.
[27]Camfferman，Kees.The Netherlands，in Previts，Gary J.，Peter Walton and Peter Wolnizer eds.A Global History of Accounting，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ublic Policy:Europe[M].Bingley:Emerald，2010:120-121.
[28]Camfferman，Kees.The Netherlands，in Previts，Gary J.，Peter Walton and Peter Wolnizer eds.A Global History of Accounting，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ublic Policy:Europe[M].Bingley:Emerald，2010:124.
[29]转引自.Camfferman，Kees and Stephen A.Zeff.Financial Reporting and Global Capital Market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1973-2000[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40.
[30][英]克里斯托弗·诺比斯，罗伯特·帕克.比较国际会计（第十版）[M].薛清梅译.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72.
[31]Flower，John.The Future Shape of Harmonization:the EU versus the IASC versus the SEC[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7，6(2):281-303.
[32]G4即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关于该组织的历史，亦可参考Street，Donna L.and Kimberley A.Shaughnessy.The Evolution of the G4+1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J].International A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1998，7(2):131-161.
[33]van Hulle，Karel.From Accounting Directives to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n Leuz，Christian，Dieter Pfaff and Anthony Hopwood ed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ccounting: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Trends，Policy，and Practi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4:352.
[34][西]圣地亚哥·加奥那·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M].朱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93.
[35]对“真实与公允观念”的详细解释，见本章第2节。
[36]lower，John.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M].Routledge，2004:110.
[37]Zan，Luca.Toward A History of Accounting Histories:Perspectives from the Italian Tradition[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4，3(2):255-307.
[38]因欧盟为其量身打造“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又译“团结基金”）而得名。
[39]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1-76.
[40]Bocqueraz，Claude.France，in Previts，Gary J.，Peter Walton and Peter Wolnizer eds.A Global History of Accounting，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ublic Policy:Europe[M].Bingley:Emerald，2010:51.
[41]转引自Baydoun，Nabil.The French Approach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1995，30:222-241.
[42]fidèle，法语词汇，意为：（人）忠实的，（事）忠于事实的。与“une image fidèle”对应的英文为“a faithful picture”。
[43]Flower，John.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M].Routledge，2004:116.
[44]Walton，Peter.Harmonization of Accounting in France and Britain:Some Evidence[J].Abacus，1992，28(2):186-199.
[45]Schmidt，M.On the Legitimacy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by Private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s in German and Europe[J].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2002，54(2):171-193.
[46]Ordelheide，Dieter.True and fair view:A European and A German perspective[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3，2(1):81-90.
[47]Ordelheide，Dieter.True and fair view:A European and A German perspective[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1993，2(1):81-90.
[48]Artsberg，Kristina.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isation vis-à-vis European Accounting Harmoniz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urope-New Directions in Swedish Research”held by the Swedish Network for European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t Grand Hotel，M?lle in Sweden，23rd-26th，May 2000.
[49]van Hulle，Karel.From Accounting Directives to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nLeuz，Christian，Dieter Pfaff and Anthony Hopwood ed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ccounting: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Trends，Policy，and Practi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4:352.
[50]Flower，John.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M].Routledge，2004:120.
[51]Flower，John.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M].Routledge，2004:120.
[52]Baydoun，Nabil.The French Approach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1995，30:222-241.
[53]Haller，Axel.Financial Accounting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Past Ev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2，11(1):153-190.
[54]Working Group on External Financial Reporting of the Schmalenbach-Gesellschaft-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Betriebswirtschaft.German Accounting Principles:An Institutionalized Framework[J].Accounting Horizons，1995，9(3):92-99.
[55]Fear，Jeffrey and Christopher Kobrak.Diverging Paths:Accounting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merica and Germany[J].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Spring，2006，80(1):1-48.关于20世纪德语区会计的发展，可参考Küpper，Hans-Ulrich，and Richard Mattessich.Twentieth Century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rea[J].Accounting，Business and Financial History，2005，15(3):345-410.
[5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7.
[57]其全名为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58]关于该公司的详细创立过程，可参见[日]大塚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M].胡企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9][日]大塚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M].胡企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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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实质重于形式”现已成为广为接受的“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之一。比如，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年7月公布，2001年4月被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采纳）中，就有关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如下表述：“信息如果要想真实反映其所拟反映的交易或者其他事项，那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和反映。交易或其他事项的实质，与它们的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的明面外表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主体将一项资产处置给另一方，可以在文件中声称将法律所有权转移给该方；然而，可能还存在确保主体继续享受该项资产中所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将其作为一项销售来报告就不是真实反映所达成的交易（如果确有交易存在的话）。”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8）[M].财政部会计司编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80.融资租赁便是一项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进行会计处理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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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是指1756—1763年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英国与法国，以及普鲁士的侵略政策与奥地利和俄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参战国家众多，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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