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解析

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正值商业社会的勃兴。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旗手，斯密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这一“时代课题”^[39]的回应中，他通过对人性的辩证认识和对商业社会的深刻观察，发现了“理想社会”的真正形态——一个可以将“财富之路”与“美德之路”完美统一的社会，换言之，“理想社会”是“富足社会”与“良序社会”的有机统一的、人人可以“富而有德”的社会；而且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能够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弘扬人性中的“善”以保证社会成员间的合作，这样的理想并非不能实现。^[40]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因《道德情操论》的出版而在当时名声大震，但这部著作及其阐述的社会哲学思想却因后人对《国富论》的追捧而几乎被遗忘，尽管在斯密本人看来，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41]毫无疑问，斯密的《国富论》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据记载，在一次聚会上，英国首相皮特（William Pitt）在见到斯密后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是您的学生。”^[42]不仅如此，《国富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分工”理论中，他论证了通过以“远距离匿名交易”为特征的分工扩大市场、增进国民财富的基本原理。斯密非常重视便利的交通运输在扩大国内市场中的作用。在他去世后的1791—1794年间，英国随即出现了“运河热”^[43]。

斯密早年的理论中表现出一种对新兴商业社会的“乐观的探索”。他认为，以正义的法律为保障的“同感机制”和自由竞争会“自发地”形成“理想社会”。针对“人人富而有德”这一崇高理想，斯密提出了他的“天赋自由”学说，即建基于“正义”的“公平竞赛”。实际上，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在他于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时（1751—1763）就已经形成。在175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写道：“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规划者们视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规划者们扰乱了自然对于人类事务的正常作用。只要我们放任自然自由地发展，让她在公平竞赛中追逐自己的理想，那么她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要使一个国家从最野蛮的状态发展到最富裕的程度，所需的仅仅是和平、轻赋税和公正合理的社会管理，其他的只要任其自然发展即可。”^[44]这种思想在他后来撰写的两部著作中被一再加以强调。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说：“在追求财富、名誉和地位的竞争中，一个人可以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去超越一切对手；但是，如果他想要挤掉或打倒对手，那个恪守公平竞赛原则的旁观者就不会再姑息迁就他。”^[45]在《国富论》中，这一观点则被阐发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46](www.xing528.com)

尽管斯密在《法学演讲》^[47]中明确地为商业社会和当时的英国政体鼓与呼，但此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政治家的道德瑕疵和商业社会的各种不足；而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斯密则直接“戳穿了商人阶级的诡辩术”，^[48]他更是在第3版的《国富论》中直接将矛头对准当时的政治制度，而在最后一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则表达了他对人性“虚荣”的不利后果的深深担忧，这种担忧甚至演变为对政府的失望的悲叹。不过，这些却长期以来被忽视。

无论如何，斯密的理论还是重创了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在斯密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国内特权阶级（政府和商人阶级）的财富也得到迅速积累。据统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形期即18世纪最后20年或30年间，英国有50万英亩农业用地被依法圈占，^[49]而当时的制造业被商人集团所主导，农村工匠已经沦为仅仅是发包商人（Putter-Out）的雇员。^[50]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51]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使得它必然不断地对外扩张，终于“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2]自由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过，在英国富强的同时，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却遭受着英国廉价商品的巨大冲击，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