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权力的政治渊源

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行为主义假设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13]，并俨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种一般性理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有安排的“效率”，即研究人们如何互动以实现以物质为基础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倾向于认为通过有效率的生产活动，财富的“公平”分配可以自动地实现；这是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区别。

在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以及卡尔·马克思等人看来，财富的公平分配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斯密（1972）早就指出，“商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14]在约翰·穆勒看来，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因此，“竞争并非产品分配的唯一调节者”。^[15]马克思的学说则更鲜明地指出了不同阶级在物质生产资料占有进而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巨大不平等。实际上，市场无法自动解决公平问题（杨春学，2006），“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晚年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6]这是因为，“市场嵌入在较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功能，而且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大大地影响经济活动的目的，决定着市场运作的范围”。^[17]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是天生具有政治性质的；^[18]国家为经济互动过程制定规则的权力，从源头上说来自社会，因此这种权力充满了斗争的性质；这些规则的制定、改变和执行的过程也因此成为一个内在的政治过程。^[19]

既然市场并非运行在真空中，而是“嵌入”^[20]（Embedded）在较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中，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关注市场，而应至少引入“政治”这一重要变量。而在政治学中，冲突和权力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拉斯维尔（2009）认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精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在属于西欧文明的各国中，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很不平均。而国民收入的分配，在某些社会内部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差别。因此，这些差别的存在必然导致冲突，从而使权力成为协调冲突的首要工具。^[21]

因此，如果不考虑经济活动背后的政治、社会和制度因素，研究会计问题将毫无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绝不仅仅是一种有效市场均衡指引下的市场活动，它是一种处在政治斗争中的社会活动。^[22]会计政策^[23]（Accounting Policy）及其结果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产生于社会整体的政治斗争中，建立在维护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24]比如，公司股利政策联系最重要的问题是“股利基金”的合理规模问题，而这又与法律有着密切联系。著名会计学家亚梅（Yamey，1941）在研究了英国的股利法一些案例后指出，“虽然可以比较容易地批评法律的立场，但是又很难补救法律的缺陷，这是因为，太多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普通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司股东和股东中的不同阶层、债权人以及公司管理者等都乐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法律所满足。不过，某一群体利益的满足只能是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25]这样看来，会计就不再仅仅是对经济活动进行“中性”记录的信息系统，而成为“企业组织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6](www.xing528.com)

之所以说会计是“非中性的”（Non-Neutral），一方面是因为：会计具有分配功能，^[27]而财富的分配显然是一个“非中性”的概念；另外，会计存在着“先天不足”（the Inherent Limitations），主要表现在：会计数据并不能提供投资者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亦难以提供有关企业经济价值（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现值）的信息，最为重要的是，会计信息首先是为满足企业所有者的要求而提供的。^[28]也许著名制度经济学家伯利（Adolf A.Berle）的判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会计“非中性”（Non-Neutral）的认识。^[29]他在1927年发出哀叹：由于法庭将会计技术视为“中性”而对会计实务不加质疑，导致法律未能为第三方提供保护。在伯利看来，管理者正是通过会计控制而获得了权力。

另外，会计师可以主观地确定何种绩效特征是重要的并对其加以强调（比如“利润”）；会计师还能够决定何种组织绩效属性不重要，并且不值得计量或者披露。^[30]由此，会计师所确定的绩效衡量标准就可以将组织区分为“好”组织与“差”组织。比如，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把“利润”作为衡量一个组织经营状况的最主要标准，盈利的企业就被认定是“好”企业，亏损的企业就被认为是“差”企业，而不管“好”企业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是否生产出对人们健康有害的产品。另外，与簿记这一技术手段相比，现代会计中包含了大量的会计政策，如折旧方法、^[31]存货发出方法、^[32]对金融资产价值变动所产生损益的处理方式^[33]等等。会计政策的变更通常会导致企业经济绩效（利润）的重大变动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自然，一个企业若被认定为“好”企业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而这当然是符合组织利益的。这样，会计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强化了既有社会利益分配结构，会计报告也就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记录文件。换句话说，会计成为一种将组织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合理化的手段。^[34]

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17—1976年年度财务报告的一系列经验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35]研究表明，通用公司的年报中自愿披露的资料信息的重点经常随着源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结构所带来的挑战而变。比如，当消费者需求不振时，年报关注的是如何给消费者留下“增加消费（如定期购买新车）是理想的社会规范”的印象；当资本主义结构不稳定的症状表现为劳工骚动时，年报关注的重点就转向表明劳工将从与经理层的合作而非对抗中改善福利。这些研究的结论似乎表明，接纳管理层的观点不仅在经济上有利于通用，还会通过对在经济上占强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有利于整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原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1953年就任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部长时在国会听证会上的那句名言：“凡是对美国有利的，就对通用有利，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