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会计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4]这样的观点可谓谬矣。经济学固然拥有不少研究方法，但这些并非其专利。经济学能够取得今天的“显学”地位，显然是由于借鉴和运用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会计学而言，道理显然是一样的，只要能够增进对会计的新认识，任何一种学科的方法都可以为会计学所用。如能促进新识，则新方法的运用就在实质上进入认识论的领域了。
张东荪先生在概括西方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时指出，知识的性质，是将经验的内容分析开来加以叙述，知识所包含的历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描述或叙述”（Description），二是“说明”（Explanation），三是“解释”（Interpretation）。“叙述”阶段便是常识；“叙述”与“说明”兼具，便是科学；三者兼具，便构成哲学。就其功能而言，“叙述”给我们以事实，“说明”给我们以定律，“解释”给我们以理由。[5]叙述所研究的是事实之本身，说明所研究的是事实的上下关系；叙述讨论的是事实的事实，说明则讨论事实的意义；说明的职责，是发现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告诉我们的，是叙述中的事物“如何”；解释告诉我们的，是事物“为什么”要那样。[6]
卡尔·波普尔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探究了“知识的源泉”。[7]在他看来，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错误的发现和消除可以通过批判他人的理论或猜测以及通过批判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这就是知识的进步和知识的来源；无知的主要源泉是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无知必定是无限的；科学的理性是批判，也即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因此，我们知识的源泉是：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
顾准先生曾指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8]吴承明先生也认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富强两个方面。[9]西方理性主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逻辑学思维方法。逻辑学经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的改造成为一种严密的科学，它包括归纳、分析、实验，而最重要的是严密的推理演绎程序。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一种理论、设想或计划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按照一定程序使之变为现实。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富国强兵和工业化的实现，都借助于这种方法。以上学者的论述无不在说明一个问题——要实现知识的增长，必须善于用新观点解释新现象。
就会计政治观而言，首先是对传统会计观念的质疑和批判。西方主流的会计辞典将会计定义为“获取与经济组织的资源以及与运用该资源实现组织目标有关的财务信息的原则、惯例以及一套业已建立的一般程序；它的服务功能就是提供关于价值的信息”。[10]这种传统的会计观将会计视为一个“中性的”（Neutral）信息系统，认为会计可以真实地反映经济现实，因此，编制会计报表就像是在“绘制地图”。显然，这种认识不足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会计问题。比如：
当欧共体第4号公司法指令1971年的初稿发布时，荷兰竟将其视为对本国制度的“潜在威胁”，[11]而《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则在1972年评论说，英国的会计职业界陷入了加入共同体的恐慌。[12]如果会计是“中性”的信息系统，荷兰和英国为什么要强烈反对呢？(www.xing528.com)
1993年，戴姆勒—奔驰公司撕毁了与德国其他巨型跨国公司的“攻守同盟”，率先在美国纽约股市上市，并按照美国会计标准调整了该年度上半年的会计报表。如果会计是“中性”的信息系统，为什么奔驰公司会被其他德国公司视为向美国的“投降”、并受到它们的愤怒指责？
我们经常批评欧盟和美国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与政治挂钩，那么，在欧美制定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中，为什么都包含着“符合国际会计惯例的会计标准体系”的规定呢？
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时，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历次峰会上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达成“单一的、高质量的全球会计标准”对于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呢？
显然，那种将会计视为“中性的信息系统”的传统认识无法解释这些看似“特殊”的经济现象。而以上“特殊”的会计现实，无一不是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命题、一个与“会计中性论”相反的观点——会计政治观。这一观点首先关注的并非效率，而是认为政治力量在财富的分配中起到重要的和首要的影响。如能搜集更多的重要证据来证实之，则无疑可增加对会计本质的新认识。当然，这也不过是另一种探索，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也并非达到了终点，其无非要表明，会计理论研究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摒弃任何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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