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结构的分析与优化方法

16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其衡量贸易体系中贸易地位的方式是一国的国际收支盈余，而当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提出时，各国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各国在遇到世界市场中都有可能取得贸易利益，但其贸易模式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其贸易利益获得的份额也取决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对比，此时，衡量一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反映了各国参与世界贸易所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的大小^[7]。

而贸易地位与贸易利益的概念在Hamilton(1791)的《制造业报告》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其保护性关税将贸易政策与贸易地位、贸易利益联系起来，强调了各国政府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举措以维护其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其后，List(1841)不仅再次批判了自由贸易政策，强调贸易保护政策，也区分了贸易地位及贸易利益。Baumol和Gomory(2000)将其视角延伸至规模经济及新世纪贸易环境下，也验证了Hamilton(1791)、List(1841)的研究结论。

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情况下，也有学者研究了新的分工模式、贸易模式对各国贸易地位的影响。例如，Ernst(1999)提出“全球生产网络”这一名词，认为在这新的分工、贸易模式下，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各方与传统分工、贸易模式有所区别，不再是以产业或产品来区分贸易地位，而是以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来区分各自的贸易地位，如图2-4。Hummels et al(2001)的“垂直专业化”概念有着相似的理念。

图2-4　价值链结构图(https://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引自余娟娟(2013)《全球要素分工与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研究》。

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这种贸易结构的形成和变动的原因，例如Dixit和Grossman(1981)、Feenstra和Hanson(1995)等构件拓展的比较优势模型从生产要素禀赋及生产要素变动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价值链体系结构的形成机制。其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力丰裕国，发达国家是资本丰裕国，各国依据其要素禀赋负责其相应的要素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负责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环节。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们(如Dixit和Grossman，1981;曾铮，2009)分析了要素变动和生产技术变化对这种分工背景下贸易结构、贸易地位及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但因为价值链中影响因素过多，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且缺乏实际数据的验证支持。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区段减小，但其附加值变动不定。有学者进一步考虑了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一国的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变。

以往学者的分析有着相似的结论，即要素禀赋及生产技术水平促成了产品内分工，也是产品内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中贸易结构的贸易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缺乏实际数据的验证，但实际经济活动中，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因其劳动力资源优势，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因其资本、技术优势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格局大致与以往的研究相符。

除此之外，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对传统贸易结构中其他的贸易问题也提出了挑战，例如，在产品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其贸易统计、国际收支也很难说明一国的真实产出和进出口，以往的贸易条件等经济指标也不再适用于反应一国的真实贸易条件，且汇率等经济变量对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也比传统贸易模式下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