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的起源及其重要性分析

针对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的起因，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做了分析和总结，例如，喻春娇(2009)从理论基础、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战略性动机、成本竞争动机、管理动机等方面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与发展^[4]，张纪(2009)则从外在条件与内在动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技术进步、贸易政策及比较优势等因素的影响^[5]，蒲华林(2011)则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物理决定因素、经济决定因素和社会决定因素，除了分析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外，还分析了产业特征、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6]，鉴于本文主要分析生产要素变动对产品内分工和价值链的影响，在此仅仅分析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对产品内分工兴起的作用。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不仅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也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许多学者认为比较优势依然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原因，是价值链兴起和发展的动因。Dixit及Grossman(1981)最早将比较优势模型与产品多环节生产模式联系起来，其研究发现，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仅确定了产品内分工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各国在产品内分工的地位和环节。

其后，Yi(1999)结合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Jones和Kierzkooki(1998，2000)结合H-O理论模型及Deardorff(2001)都发现产品内分工能够带来更大的贸易利益，证明了产品内分工的必要性。而Gorg(2000)实证研究发现欧美国家之间的要素成本差异是其之间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因素，Amighini(2005)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得到相似的结论。

图2-2　拓展的比较优势模型图

资料来源:引自卢锋(2004)《产品内分工》，《经济学(季刊)》。(www.xing528.com)

这些模型可称之为“拓展的比较优势模型”，其基本假设是假设存在M和N两种产品，产品M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为M1和M2两个生产环节(可认为中间产品M1和M2，以此区分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而中间产品M1和M2及产品N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假设中间产品M1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而M2属于资本密集型，那么，M1的生产则由劳动力丰裕国进行，M2则由资本丰裕国进行。图2-2说明了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可以看出，当产品生产的某一环节转移时，能够带来贸易利益。

也有其他学者从规模经济等方面论证了产品内分工及价值链的动因。例如，Ruane＆Goerg(1999)、Bair＆Gereffi(2001)、Hu．phrey＆Memedovic(2000)、Arndt(2000)等学者认为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分工如同产品、产业分工，同样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如图2-3所示，当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是不可分割时，生产不能选择各个环节对应的最佳生产规模，而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各个生产环节可以按照各自最佳的规模进行生产，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总成本。

图2-3　基于规模经济的产品内分工

资料来源:引自卢锋(2004)《产品内分工》，《经济学(季刊)》。

除了给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模型外，也有其他学者从交易成本、贸易政策、技术水平等方面对产品内分工及价值链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例如Jones和Kierzkski(1998，2000)、Hummels，Rapoport和Yi(1998);Hummels，Ishii和Yi(1999，2001)等学者则认为，技术进步、关税等贸易壁垒下降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同样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产品内分工和价值链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