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土地在经营时主要通过扩地和自耕两种形式。高民昌将260亩地扩给附近村里的佃户,每年扩子大致是一斗二升麦子。高家耕种有120亩地,这些土地统一由高民昌安排土地的种植类型、耕种时间、耕种要素等,其他家庭成员不干涉土地的事情,用高家人的话说:“俺们家的地,都是掌柜的在管着,旁人不管。”
1.土地租佃:家长安排,管事经手
当地将土地出租称为扩地,高家在杨魏营购有260亩黄土地,高家又将260亩地租种给杨魏营的十几个佃户,佃户在当地称为种地户;高家曾经在尚寨置了一部分地,扩给了尚寨村里的一户人家有十几亩地。杨魏营距堤南高有十几里路,尚寨距堤南高十里地。租金,称为扩子,大致是一斗二升麦子,合现在的72市斤。总体而言,在高家土地出租时,统一由高民昌来决定和安排,不需要同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其他家庭成员也不会主动过问,外界也不干涉。土地是统一经营,不存在哪块土地由哪位家庭成员单独支配的情况。如果高民昌生病了或者不在家,家里的土地需要租佃,其他家庭成员不能擅自做主,需要由高民昌来安排,因为自己不是当家人,不能“当起这个家”。
(1)当家人决定,管事的过问
扩地是高民昌决定的,高民昌在1949年前身体很好,这些事情都能通盘考虑,媳妇王从荣不过问这些事情。高民昌不会跟二弟三弟商量,因为他俩只管做生意的事情而且人在外地,但会写信告知他们。但高民昌会跟长子高席儒商量,因为当时长子已经成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而且长子出任联保主任有一定的能力,人脉较广,所以高民昌会听取他的意见。不会跟孙辈们商量,因为子侄们还在,轮不到孙子拿主意。不用跟本村里的保长请示,保长管不了大家户,也不敢管大家户。如果高民昌生病了或者不在家,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安排土地的出租。
高民昌之所以将高家的土地扩出去而非自己耕种,是因为这两块地距自己家太远了,种起来成本太高,不方便管理,于是就近把这两块地扩给附近的人家。杨魏营的地,种地户都是杨魏营的人,一共有十几户,他们都是找中间人魏书清谈,高家并不过问,高民昌只记住多少地、每年交多少扩子即可。总体来说,种地户都是“正直”的人,如果是无赖,高家扩给他有可能落不到粮食,这十几户种地户都是车辆牛具齐全,有额外的劳动力,每年也都按时交齐租子。当地对于中间人也称呼为“管事的”。“管事的”魏书清跟高家是儿女亲家关系,魏书清的女儿和三孙子高知斌定的娃娃亲。魏书清是一个文化人,1949年以后在裴营乡出任干部。种地户自己原本有房子,耕种高家土地时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需要高家再修建房子。
尚寨村的地,也扩给尚寨村的人家种,这是因为该人家离这块地很近,“够着种了”,同时种地户跟高家是远亲,所以扩给该农户。此外该农户车辆牛具齐全,有条件种,否则该农户也不会找高家请求扩这块地。
(2)口头讲好,不换佃户
高家将地扩给种地户,不需要写契约,没有约定年限。杨魏营的地,由种地户跟管事的口头讲好即可,是不需要写契约的,也没有约定年限。扩尚寨的地,不需要找中间人,种地户直接去高家找高民昌说,也不需要契约,高民昌要多少扩子,种地户同意就算交易成功,也没有约定期限。高家在协商和安排租子时,由当家人高民昌一手安排,其他家庭成员不会“往跟前凑”,媳妇王从荣顶多“上去端碗茶”,“不会打岔”[18]。即使高民昌生病了或者不在家,家里扩出去的土地需要安排租子,其他家庭成员也不能擅自安排,会告知对方:“等俺掌柜的回来再说。”
高家扩的地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涨租子,由高民昌说了算,种地户可以选择不种,但不能少交粮食,扩子交多少不能讨价还价。但实际上,种地户不会选择不种,因为就指望这块地养家糊口。如果某一户人家交不上,就会更换种地户,但实际上并未出现种地户交不上扩子的情况。高家将土地扩给杨魏营和尚寨的种地户,扩子是固定的,也没有出现增加、多要扩子的情况。当时的村民受传统思想影响比较大,老实、讲信用、讲良心,不会胡来,觉得不讲良心的话不会得好报。高家没有更换过种地户的情况,因为每年扩子都按时交足,没有理由更换种地户。种地户不再耕种高家的地,不需要给高家请示,只需要跟管事的魏书清协商好即可,而新的种地户也是管事的安排,高民昌都不过问。
高家没有和种地户发生过纠纷。一方面,高家有钱有势,一般家庭不敢找高家的麻烦,种地户更是如此,到时候该给高家交粮食就得按时交,否则高家会直接到屋里搬对方的粮食;另一方面,高家与人为善,从未做过一些欺凌乡里的事情。所以高家没有和种地户发生过纠纷。
除了交租子之外,高家与种地户没有其他的来往。不需要种地户来帮忙,高家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会请短工。过年不走动,种地户与高家没有人情来往,当地过年拜年都是按门头拜年,走亲戚只走近亲,高家的种地户没有同村一个门头的,也没有近亲关系。当地红白喜事也是一个门头的互相来往,种地户的红白喜事,高家不会随礼,高家的红白喜事,种地户也不会随礼,因为不是一个门头的没有“来往”。高家办红白喜事,种地户也不需要帮忙,因为住的距离远,够不着帮忙。
(3)扩子固定,主负公粮
高家将土地扩出,每年收固定的租金,当地将租金称为扩子,每年每亩地大致是一斗二升麦子,合现在的72斤,一斗二升的扩子在当时算是一般化,不算是特别多,也不算特别少。高民昌将扩子定为一斗二升,是按照当地的惯例。扩子的数量是高民昌定下来的,高家其他家庭成员不会参与此事,因为这是当家人该做的事情。高家将地扩给种地户之后,种地所需的牲畜、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均由种地户负担,扩子定死,不管丰欠、绝收,租金照付。在当地,主家扩地租子最多的一年一亩地要将近一百斤粮食,或者是要钱,一亩地给两块钱,当时一块银元能买一斗也就是六十斤粮食,还会要地里的苞谷杆子、芝麻杆子,这些可以充当烧锅做饭的柴火。
在当地还存在两种扩地的形式:一种分成租金的情况,当地叫“分种”,即主家把地扩给了离这块地近人家,等到收粮食的时候,主家会过来,种地户把粮食用袋子装成“桩”,收了若干“桩”[19]粮食之后,财主家隔一个挑一个,相当于是对半分;另一种是“干种地”,主家供应种地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种地户出劳力,所得收入按三七或者四六分成,主家得大头。
扩子是麦收之后交的。高家的种地户把麦打罢之后,在管事的通知和组织之下一起送到高家,来的时候是在同一天内,用牛车拉着扩子,络绎不绝,该场面“像去县里交公粮一样”。收扩子时,高家是由高民昌与种地户打交道,媳妇王从荣和长子高席儒会协同粮食入库,高家其他家庭成员不会过问。交扩子的具体时间得看高民昌的空,不会出现高民昌不在家而交扩子的情况。种地户来交粮食,高家会摆酒摊,也会炒菜,高民昌请管事的坐主位,自己坐主陪位,种地户都坐桌,喝酒喝的是自己家酿的黄酒。
交扩子会用斗量,在种地户家已经量过,在高家时再量一次。堤南高有一个斗行经纪,外号叫“可怜”,石爷庙的何大贵也是斗行经纪,斗行经纪有大簸箕,一家一家量过,管事的再按照每家种多少地的标准计算,一般都不会少什么,即使少一点高民昌也不在乎,就给他少了。此外高家多少会给斗行经纪一点粮食作为报酬。种地户送过来的麦子都是晒干、扬净、拾掇干净的,高家量过可以直接放入仓库。那时候麦的质量都一般,不存在种地户特地交较差的麦,也没有出现送过来的麦子没有晒干、扬净的情况,因为高家把地扩给种地户,种地户能从种地中获得效益,如果因为交了较差的麦子,高家不让他种的话生计反而成问题。
扩子是固定的,即使发生灾害也不能少给。当地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发生的小灾害对粮食产量影响有限,即使今年有灾害发生,收成减产了,扩子都是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当地扩子都是固定的、没有出现过减少的情况。此外当地默认的是,欠租子等同于揭钱,需要加利息,欠别人贷的人宁愿自己家少吃一点、吃得差一点,一等到粮食下来了赶紧卖出去,还给对方,否则时间一长债务会越来越多。
地里的公粮由高家交,公粮不重,1949年以前每亩地公粮有五六斤、七八斤、十来斤不等,几十亩地的公粮就一提粮食。种地户租种土地不需要交粮,地的所有者交粮食,当地在1949年以前有句老俗语叫“种地不交粮”。如果不交粮食,乡公所会派人下来,找保长、甲长下来问罪,高家并未出现过不交公粮的情况,所以没有发生过被乡公所的人抓走的情况。
地里产生的摊派,也是由土地的所有者即高家来出,耕种者不需要管。村里出公事,是富裕人家摊钱,雇村里的劳动力,并不按土地出。县里派公事,如中华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丁大牙修湍惠渠,由保甲长按劳动力、牲畜出,也不按土地出。
2.典土:“败家子”行为
当地有一种典土的情况,即卖土,当地又称为“活当”,相应的卖地就称为“死当”,买土回来之后做成肥料。过去地里的土“稀罕”,各家各户都不想从自家地里拉土,就从别家的地里买土,这就是典土。买回来的土,跟粪便混合可以当肥料。地里的土一旦被拉走,地里又没有肥料,岗坡地就剩下僵石子,就不能再种庄稼,变成一块荒地或者坑。
典土价格要比卖地价格高,而且土地可以划成不同的小块,一块一块零卖,只需要在地里边界处立一块木头为界。典土最深的从桌子面到桌子腿的高度,约有两尺多高。典一分地的土,需要一斗多即七八十斤麦子,比卖地要贵一些。典土买土的人家,在本村外村都可以,只要买方出的起价钱。高民昌曾经买过土,是卖方急需用钱,他们经过询问,土典给了高民昌,因为这两家都是本村人,不需要请中间人,不需要写契约,两下拉走、给粮食即可。高民昌在买土时是基于全家土地耕种的考虑,由自己决定即可,并未与家庭成员商量。拉土时是由高民昌出面,安排伙计将土拉回。典土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高民昌根据庄稼的长势和所需肥力来安排,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够插手,更不可能在高民昌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典土活动。(www.xing528.com)
典土的情况在当地比较常见,这种属于“败家子”行为。堤南高村有一家,俩口都去打牌把钱输光了,一个卖地一个典土,孩子还小,长辈去世了,平辈管不着,也没有人说,就剩下一小部分地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家族也没办法说。
3.农业耕作:家长安排,成员服从
(1)自有土地耕种
按照种植类型而言。高家除了扩给别人之外,还有120亩地自家耕种。高家留下自耕的土地大多数一年种两季,麦季种麦子、豌豆、蚕豆、油菜等,秋季种苞谷、红薯、绿豆、黄豆、小米等,这季地里种什么,统一由高民昌安排,高民昌会过问领活的意见,因为领活的比较懂种地。媳妇王从荣不懂得庄稼的事情,一般不会提意见,如果高民昌生病了或者不在家,王从荣会出面,主要征求领活的意见,然后开始一季的耕种。子侄辈一般不会过问种地的事情,一方面不懂得,一方面不由自己当家,即使是出任联保主任的长子高席儒也不会过问。
高家这种大户人家种植杂粮是因为不能只吃麦子,也要吃杂粮,杂粮不仅仅可以吃,还可以家用,比如种植棉花为了穿衣。而一般的家庭种杂粮,是因为只耩麦子不够家里人吃,再种一季杂粮才能够吃。
当时的土地会实行轮耕,每年部分种两季、不进行轮耕的土地在当地叫“茬子地”。部分土地轮耕只种一季,以恢复土地肥力,当地称这些土地为“撇春地”“撇炕地”。“撇春地”是这块土地一年只种秋季杂粮,如红薯、芝麻,不耩麦子;“撇炕地”是到秋天该种秋季杂粮却不种,留一季到寒露只耩麦子。“撇春地”“撇炕地”是因为土壤肥力得以恢复,产量要比普通的“茬子地”高。以“撇炕地”为例,“撇炕地”种植的小麦,上肥料多能产180斤,肥料上得少也能产120斤。具体轮耕哪块地、轮耕多少亩,都是由高民昌安排,不需要跟谁商量、不需要请示。
高家的土地除了轮耕之外,当地还有套种的情况,高民昌安排在种植绿豆时,会跟苞谷进行搭套植种,一行苞谷,再接一行绿豆。为了庄稼可以高产一些,一亩地苞谷只能种四五行,套种行稀,穗子能结大一点。
总体来说,每年只会留一小部分的“撇春地”“撇炕地”,也会留下一部分耕地进行套种,这些都是由高民昌安排的。
按照耕种节气而言。高家的耩麦是在寒露前后,当地俗语“寒露前十天不早,寒露后十天不晚”,麦子有三到四个月的生长周期,当地俗语“三个月种,一个月收”。种的时候,要用耧车,当地称“三脚耧”,要用牛拽,需要两个伙计完成耩麦过程,其中一个人拉牛拽耧,一个人在后边摇耧。高家有两头牛可供拽耧,耧至少有两个,一天至少同时两个耧车进行耕种,每辆耧车一天至少种十几亩。对拉牛的人没有什么技术要求,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完成,摇耧的技术含量较高,往往需要有经验的伙计来摇耧。
等到麦长起来之后,就可以锄草,如果麦苗太低不能锄草,因为这样容易把麦苗锄死。堤南高的土地离河流较远,水井也是吃水井,无法浇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如果今年干旱,过年之前麦苗没有长起来就无法锄地,如果雨水多,麦苗长起来年前可以锄一次地,过完年春天需要再锄一次。草吸收水分和肥料,必须要锄干净。
到芒种时节,即六月初六,麦子就可以收获,当地俗语是“麦到芒种一半茬”,意思是到芒种时,麦就割一半了。收割时,一个人一天割不到一亩地,高家割麦时,全家老少都下地割麦,往往一个多星期才割完120亩地。割完麦子就开始打麦,打麦的同时,看天气情况而种秋,先在场里打麦,如果下雨,就种秋。麦收回来之后,晒干堆成麦垛,根朝外麦穗朝里,这个需要领活的干,一般人堆不好麦垛。
种秋时,如果种芝麻,不需要种,需要撒种子,而种绿豆等其他杂粮,需要种。种秋是越早越好,有雨水可以种早一些,没有雨水或者雨下得晚,产量就低一些,当地有句俗语说道“五黄六月去种田,一天一夜差一圈”,也就是说早一天比晚一天强很多。种过秋之后,需要剪苗、定苗,特别是芝麻等农作物。剪苗是防止农作物长得太稠,然后是定下苗隔多远种一棵。到八月十五前后收秋,收秋比较快,如收苞谷一个人一天能收好几亩。收完秋之后犁地、耙地,等着耩麦。
按耕种要素而言。种子并没有精挑细选,集市上也没有卖的,到了应该种庄稼的时候,高民昌从仓库里拿出种子,里边没有坏的粮食就可以当种子,一亩地大约需要的种子不超过一斗。高家土地在犁地时是套个牛后边拖个犁,把土地弄松一些。耙地,是套个牛后边拖个耙齿,把大块的土地耙成小块。经过犁、耙之后,就可以种了。
种植芝麻,除了吃油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充当肥料。芝麻成熟之后,先放在锅里炒再磨一遍,最后下锅煮把油给提出来,剩余的就是油饼(当地称为“麻库”[20])可以当肥料,在当时土粪不够用的情况下,“麻库”是最好的肥料。那时候的小家小户,地少得种粮食养活家人芝麻不敢种太多,这样地没什么肥料,产量都上不去。高家的土地施肥是用土粪和“麻库”,如果是“麻库”,耩麦时就随着耧车下,土粪是直接施到地里。高家的地都施肥,“麻库”先用斧头砸碎,再用石磙碾碎,用筛子晒晒,一亩地合八十斤左右,往耧斗里撒。高家之所以庄稼好,是因为高家能上饼、能上肥。
产量方面,以麦子而论,堤南高村北坡、东坡地差一些,土层浅,产量低一些,往往收一斗半即90斤左右,西坡和南坡地好一些,土层深,产量高一些,往往收两斗即120斤。豌豆比麦子稍微高一点,一亩地二百多斤,绿豆最多能产两百斤,五谷杂粮总体上要比麦子高一点。红薯产量最高,一亩地能产一千多斤,三斤红薯晒一斤红薯干,折成干粮一亩地产三四百斤,当地人对于产量最高的红薯有这么一句赞美的话:“离了红薯不办事。”
农业生产时候,需要伙计去干,由领活的安排,犁地时,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般是掌鞭的完成,其他伙计干杂活。耙地也是一个人完成,多是掌鞭的完成。耩麦时,需要两个人,一个掌耧、一个帮耧,由掌鞭的和其他伙计安排。锄地时,高家几个伙计能锄地的都去。收麦、收秋的时候,除了伙计之外,全家人都要去地里干,由高民昌安排,小孩十几岁之前都不能做农活,可以不用去。女性除了负责做饭的,其余均要下地干活,如王从荣、几个儿媳妇除了做饭的都要去割麦。等到了农闲时,高家女性就去纺花织布,做针线活,攒体己钱,作为小家额外的开销。
(2)公共土地耕种
当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土地。首先是寺庙田,当地1949年以前有一座北寺,有七八十亩的寺庙田,由寺庙的僧人耕种一部分、寺庙佃出一部分,往往是一些有牛有劳力、农具齐全的中等户耕种。其次是祠堂的田,高氏宗祠有六七十亩的祠堂田,由家族辈分最高的长老负责管理,家族的人会申请耕种,所交的扩子用于家族每年祭祀的开支。第三种是坟院地,堤南高的高氏是三门高,三门高下边再分为不同的支,每支有自己的老坟地,老坟地附近会有一片耕地,当地称为坟院地。
高家除了自家的地之外,没有租种村庄的公共土地,没有耕种祠堂的地,也没有耕种坟院地,因为自家地种不过来,而且坟院地的耕种有一定的规定。高家这一门的老坟地,由家族中最穷的一家来耕种,不用交租金,每年清明时在一起“拢坟”[21],这家做一顿饭给家族的人吃,吃的饭往往是胡辣汤、炸油条,相当于大家族照顾这家。高民昌所在这一门共有三户人,高民昌的父亲在他这一辈排行老三,老大是个穷人,老二是个小财主,所以往往安排老大这一支来耕种坟院地,相当于照顾他们家。
(3)看青
1949年以前高家没有请人给自己的庄稼看青,堤南高其他家也没有看青的情况,更不知道有专门以看青为生的人。但为了防止庄稼被盗、被牲口吃,高民昌还是安排的有伙计们轮流在地里照看,在做农活之外的时候,在地里走一走、看一看,在农忙时候,也会安排伙计们轮流住在地里防止有人来偷。高家在看青时,一般告知领活的安排伙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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