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高家有近四顷的土地，主要来源是买入和继承祖辈的。土地统一归高家全家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有份，高家之外的人不能享有高家任意土地所有权。高家所有的土地产权清晰，边界分明。在经营层面，一贯是由当家人高民昌代表高家做出决定，其他家庭成员处于服从地位，高民昌如果不在，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做主。最后高家的土地产权通过红契文书加以证明，没有出现过被侵占的情况。
1.四顷土地，家户所有
1949年以前，高家有近四顷的土地，土地的来源有一大部分是高民昌经手买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高民昌从父亲的手中继承的。从土地土质来看，高家在河边的黄土地，当地叫沙土地，产量稍高一些；堤南高乃至整个邓县大多数土地都是黑土地，土质较差，地下僵石较多，土质不保“墒”不松软，产量较低。此外，据县志记载，当地土地多为黑老土，属砂姜黑土土类中较好的土属，土层表面覆盖有河流洪水冲积物，土层深厚，保水保肥性能好，肥力较高，养苗拔籽，适耕期长。堤南高位于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区，与该平原的绝大多数地区一样，当地属“看天吃饭”，没有河流水、水渠或者井水灌溉庄稼。
从土地所有来看，高家的380亩土地是高家整个家户所有的土地，并非当家人高民昌或者某个家庭成员的，高家人对土地往往称之为“俺们家的地”。此外，高家的土地有别于其他家庭的土地，不存在跟其他家庭共有的情况。高家的土地归高家人所有，按照传统，高家人是包括高家每一位子、孙及其配偶，在外的二弟、三弟，没有劳动能力的三弟都是土地的所有者；女儿无论外嫁与否，土地都没有她的一份，除此之外高家也没有给外嫁女陪嫁妆地；未成年的儿童和嫁进来的媳妇也是土地的所有者，如三儿子高书秋早亡，三儿媳任桂兰和子女就在分家时，分得一份土地，甚至包括纳的妾也可以分得土地，如小三弟媳妇在三弟死后分得了一份土地，但妾“带的”孩子不是土地的所有者[1]。此外，家里居住的“伙计”[2]不属于土地的所有者。
在此举一个小的案例，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家的土地状况。在堤南高的南坡，有高家两亩地，这两亩地是一整块，土地是黑土壤，土地不临近水源、也不靠井，看天吃饭。这块地是高家祖上传下来的，高民昌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继承而来的。该土地归高家人所有，一直归高家人耕种，直至土地改革运动重新分地。
2.四类边界，清晰分明
在1949年以前当地有句俗语：“人分头、地分界”，高家的每块土地与其他人家土地一直以来都有着清晰的边界，也就是说“界子”分明。地和地之间都有“界子”为界，高家地里与四邻的“界子”往往是一种叫“田刺芽”的植物，因为该植物的根部直直地往下长，即使把它除掉了，第二年还会再长。此外还有一种植物叫“扒茂界”可以充当“界子”。这两种都是常见的“界子”形式。
除了看得见的“界子”，还有看不见的“界子”，即心里清楚。高家家庭成员对自家所拥有土地的心理认同十分明晰，对于自家和别家的土地区分得很清楚，不会允许也并没有出现过自家的土地被他人侵占的情况，同时也不会去侵占他人土地。
在这块高家人所有的土地上，外人不能擅自耕种高家的地。高家的家庭成员及其雇用的人可以耕种高家这近四顷的土地，租给佃户之后佃户可以耕作使用，外人不经高家允许是不能对这些土地进行耕作使用的，高家土地的继承权只有高家每一位子孙及其配偶可以享有。
与此同时，高家只有当家人高民昌才能“当”这块地的“家”。高家土地的经营权归高家所有，具体而言，高民昌拥有这块地的经营权，今年地里种什么、每样农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均由高民昌决定，也就是说当家人才能当这块地的“家”，什么时候收割、如何收割、收割之后如何分配，都由高民昌决定，其他家庭成员和家户之外成员说了不算。另外，高氏家族和堤南高村并不会干涉高家这块土地的经营。
以上文中提及堤南高的南坡有两亩地为例，该土地边界非常清楚，“与谁靠边，都有界子”，东边和西边都是跟家族“近门”[3]相邻，相邻的边界是祖上分家形成的，分家时栽种“扒茂界”为界，在地头栽种充当边界；南边与大路、北边与小路相邻。
3.家长支配，成员服从
高家的土地出现过买卖和租佃的情况，其中1945年左右高民昌在堤南高北坡置18亩，基本上距村二三里地，另有260亩地租给杨魏营的十几个佃户耕种。高家的土地买卖、租佃等活动中，高民昌通常处于实际支配地位，因为二弟负责生意上的事情，地里的事情不管；三弟属于“公子哥”，平日里“不正经干”，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其他家庭成员不当家，也不清楚如何经营土地，也都服从高民昌的支配地位，从来没有擅自支配过高家的土地，即使是高民昌不在家也不能做主。
高家在土地买卖、租佃等活动中，高民昌是实际支配者，因为他是当家人，家里公共财产要归他统管，土地是公共财产很重要的一部分，自然归他支配，此外高家不存在有个人土地或个人支配的情况。高民昌在1949年时约55岁上下，正是“能干”的时候，基本上自己可以完全安排得过来。高民昌的媳妇王从荣多管家务事，土地的事情从来不过问，两个兄弟在外做生意，也不会主动过问或者干涉高民昌的决定，至于几个子侄都有自己的事业，几乎不会打听地里的情况。长子高席儒虽是联保主任，有公职，但家里的事情还是由父亲当家，自己只能提提意见，不能忤逆父亲的决定。在高民昌不在家的情况下，高家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处置土地，如果有来买卖或租种土地的，高家家庭成员会说：“等俺掌柜的回来了再说。”在土地买卖活动中，统一由高民昌一手安排和决定，一般不会跟谁商量，顶多会问问长子高席儒意见，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不当家、没有经手过这些事，不懂得，高席儒出任联保主任，有一定的主见。此外，土地买卖也不需要告知或请示四邻、家族、保甲长。在买卖时有一定的优先次序，一般高民昌会买堤南高临近的土地，否则土地距离太远了“够不着种”。在土地租佃活动中，也是由高民昌安排和决定，高家有260亩地租种给杨魏营的十几个佃户，这是因为高民昌觉得这块地离得太远，自己种成本太高，就租给杨魏营的十几个佃户。
土地经营问题上，高家其他的家庭成员基本上不怎么发言，很多时候不会过问此事。具体而言，高家的第一代在外做生意，不过问家里的土地经营，第二代要么在外参军要么有自己的事情，第三代大多数都没有成家，而女性是不能参与“外边的事情”。实际情况中，高民昌会同长子高席儒商量，因为当时长子已经成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而且高席儒出任联保主任有一定的能力，所以高民昌会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在高家的土地经营活动中，必须由高民昌进行安排。
4.红契为证，无人侵占
高家的土地有着多重认可与保护，所有权较为明晰，一直以来没有出现过土地被人侵占的情况。外界都对高家的土地非常认可。同村的村民认可高家的土地，堤南高的其他村民很清楚地知道高家的土地归高家所有、耕作，收益归高家所有，想买卖、租种高家的土地时，必然会与高民昌进行商量。尤其是土地的四邻，一直以来默认在自己边界内进行耕种，不会超越边界、不会去侵占高家土地，不论是大户还是小户都不会做出“这么坏”的行为，堤南高村是比较“有规矩的”村子，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高氏家族认可高家的土地。高氏家族占堤南高的绝大多数，高民昌家作为高氏家族的一分子，高家的土地被整个家族成员认可和尊重，家族内任何一位成员家户所有土地被侵占，高氏家族必然会替他主持公道。
而在村庄层面，堤南高村对高家土地也是认可的。高家作为堤南高村“数得着”的大户人家，既经商又有人做联保主任，堤南高的保甲长非常尊重高家，自然也对高家的土地很认可。同时高家也并未做过违规的行为，高家土地的数量会在保甲里进行登记，在缴纳公粮时给保甲说。
相应的，邓县县政府也以文书的形式认可高家土地。县政府对高家土地以“红头文书”这一契约的形式对高家土地进行认可，土地的文书是高民昌保管，一块地有一份文书，文书上写着土地的亩数、与谁靠边等情况。当时高家文书有相当厚的一摞，高民昌把它收在房间的箱子里，上的有锁，钥匙只有一把在高民昌处保管，也可以说谁掌握钥匙，谁就是这家的当家人。(www.xing528.com)
当然也没有人敢强占高家的地，高家是有势力的人家，堤南高的保长见到高民昌、长子高席儒都发怵，遑论其他人家。
5.“置地”与卖地：土地买卖案例
高家在1949年前买卖土地情况很多，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高家“置地”[4]；另一种是高家卖地。其中高家置地较多，因为在农村积攒土地是最好的经营方式，高家做生意和地里的收成，都是为了攒下钱来买地；卖地的情况很少，即便有也多是因为受政治氛围所迫。高家在这两例土地买卖时，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的。
（1）高家置地
高家在本村、外村都置过地，1945年左右高民昌在堤南高北坡置18亩地，基本上距村二三里地的距离，在村北的段岗、张庙都置过地。高家之所以置地，是因为在农村置地是最好的经营方式，当时家大家小、有钱没钱，都是依靠地的多少来衡量的，有条件的家都想多置地。
高家买地时，是由当家人高民昌做主，而且他对于买地也很有经验，这是其他家庭成员远远不如的。高民昌想买土地，不需要跟媳妇王从荣商量，她也不会过问，二弟三弟只管做生意，不会过问置地的事情，但高民昌会跟两个兄弟写信说明这件事情，如果钱不够，两个兄弟还会给家里寄钱。长子高席儒不过问置地的事情，因为自己的父亲可以做主，如果父亲就此事问自己的意见会提一些，如果不问一般不会主动提意见，因为当家的是自己的父亲。而买地时，孙子辈的更是做不了主。如果高民昌不在家，其他家庭成员是不能自己做主买卖土地的，即使有人想卖地找到了高家，高民昌之外的高家人也都不能做主。买地的钱一部分是家里农业生产所得，另一部分是二弟三弟在外做生意所得，也有二儿子和三儿子教书的部分工资给高民昌拿去买地的情况。但小家庭是万万不能擅自买地的，如长子高席儒不可以自己单独买地，也没有个人买地的情况，这条规矩在高家是十分严格的。
卖地的人家有堤南高的本村人，也有其他村的人。之所以卖地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家里急需用钱，把地卖掉解决难题，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高家想买，就去找对方原来的主人说，对方觉得卖掉的钱可以在别处买更多的地，就会愿意卖给高家。三是灾荒年，穷家顾不住吃的，就找到高家来卖地。此外并未出现高家逼迫对方、强买对方地的情况。高民昌将地买过来之后，觅伙计自己种，因为离家不远，并未扩[5]给别人。此外高民昌还有一种考虑，觅伙计自己耕种要比扩给别人收扩子收益更高。
当时高家买的这块土地不存在纠纷，因为当地在1949年以前有句“人分头、地分界”，地和地之间都有“界子”为界，故有纠纷的土地不会买，否则“说不清”。
买地时需要丈量，高民昌与卖地的、中人三方都要到场，不需要请专门裁量的人，因为种地的人“都懂得”。1949年以前当地量地不以米为单位，是论“弓”，五尺为一“弓”，二百四十“弓”为一亩地。高民昌在买地时有给粮食，也有给钱的，如果给的是粮食，每亩地要给五百斤到一千斤粮食不等，灾荒年卖得便宜，好年景卖的价钱高一些；如果是银元要给十块到二十块不等，一块钱能买一斗[6]粮食。土地买卖的过程中，不需要请证人，中人即为证人，买卖时，也不用请土地的四邻到场，因为有“界子”在，很清晰，不怕产生纠纷。在土地买卖时，中人一般都是亲戚或者“近门”，中人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属于“一锤子买卖”。
卖地之前，地有旧契约，当地在土地买卖中都是土地原有的主人将旧契约交给中人，然后高民昌将粮食也交给中人，中人再将契约给高民昌。高民昌保留旧契约即可，不需要产生新的契约，旧契约上四至、面积等内容写得清楚。高民昌将粮食一次性给清，双方交易完成。此外，土地买卖也不用交税。买地时，不需要跟家族里请示，家族不管这些事情，不需要跟保甲长汇报，也不需要盖章，该交公粮，高家直接交，保长就会知道了，土地更换主人，不需要告知四邻，当高家开始耕种这块地的时候，土地的四邻自然就会知道。
交易过程在高家完成，完成之后买家即高家摆酒席请卖方和中人吃，这个时候高民昌会吩咐做饭的儿媳妇炒个肉菜，或者炒个鸡蛋，泡个绿豆芽。高家由高民昌作陪，有时候也会安排长子高席儒陪客，其余家庭成员不可以上桌。座次上，会敬卖方坐上席，卖方去一个人，即这家的当家人，中人坐陪位。酒席会喝高家自己酿的黄酒，由伙计筛酒，1949年以前当地比较流行喝黄酒。
（2）高家卖地
在1949年的时候，高民昌听说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就着急了，于是将一部分土地贱卖给别人。高民昌曾经将自家置到杨魏营村边的四亩地，卖给杨魏营的一户农户。卖地是高民昌自己决定的，没有和自己的兄弟商量，只是和自己的儿子高席儒说了一下，因为时间匆忙来不及考虑别的。土地作为家中的公共财产，在遇到政治运动时，听说土地要分给别人，高民昌要尽可能地为家里减少损失，将土地卖出，这也是为整个家庭做出的考虑。买地的人家和高家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村的，之前没有打过交道，只是因为离地较近，够得着种。
在卖地时，是高民昌主动找人卖的，因为害怕给自己成分划高了，然后找中间人联系、打听，看谁家有条件。中间人不是专门做这行的，而是跟高民昌熟识的，属于“央”的人，即央求之意，当地有句俗语是“中人是央的，媒人是撺的”，该中人经常在村里“管闲事”，说话比较公正，只需要高民昌到时候置一个酒场，吃顿饭即可，其他人不用请。因为当时一亩地卖了不到二百斤麦子，土地买卖时要一次给清，不存在给定金的情况。卖完地之后，高民昌并未吃买方摆的酒。当时时局比较动荡，不需要给保甲长打招呼。
在当时，高家卖地没有反悔的情况，因为急着出手，即使价格偏低也会想着尽早出手，不会反悔，把地“隆出去”[7]就算了，降低自己的阶级成分。
6.“地换地”：土地置换案例
土地置换在当地称为“地换地”。高家的土地在1949年以前曾经有过土地置换，是由高民昌一手安排的，之所以进行土地置换是因为高民昌想要大块土地，以方便耕种，这也是基于大家庭的考虑。总的来说，“地换地”的情况在村里并不常见，只有双方条件都“合适”才会考虑。
置换的土地要“差不多的”才行，包括土地亩数、肥力、土壤都要相当，比如北坡的土地土层较薄，往下犁就有僵石子，西坡、南坡土要深一些，如果南北坡土地置换，一般南坡土地的主人不愿意换，除非北坡地多给一些。土地的远近也是置换时要考虑的因素，村民都想要离家近的土地。
各种因素都考虑好之后，当时是高民昌提出土地置换的，是与同村的一家换地，他要找另一家的当家人商量。高家是由高民昌出面的，高民昌在1949年前身体很好，这些事情都能通盘考虑，在外做生意的二弟三弟不管，子侄们均不过问，当地有句老俗语：“家里的事，谁当家谁管；村里的事，谁家大谁管。”长子高席儒提意见也很谨慎，因为种地方面的事情父亲更懂一些。高民昌如果不在家，其他家庭成员不能做主，只能等他回来之后进行土地置换活动，因为土地置换是一件大事。高家的土地置换也不用跟保甲长和家族请示，因为“自己的地，自己当家，双方商量好就行”。同时也不用产生新的文书，只需要在旧文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即可，改的时候高民昌要与对方商量好，对文书上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修改，随后双方签字、按指印。土地置换时不需要摆酒席，按照当地惯例只有买地卖地才会摆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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