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方法体系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决策咨询体系始终未在“政府责任”与“科学自治”“自治水平”与“权力授予”“技术统治”与“民主泛化”之间取得平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德尔菲法为主,缺少对专利分析、技术经济分析、大数据等先进分析手段的广泛运用。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咨询。国家“863计划”最早便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院士致信邓小平同志而得以成立。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多渠道、多模式的科技咨询体系。
在顶层设计上,设有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科技六部门会商会议及各类联席会议制度,未来还将组建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科技咨询力量的统筹联动与协调。
在组织架构上,官办科技智库、民间科技智库、大学科技智库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咨询体系的“三驾马车”。官办科技智库背靠政府支持,数据资源丰富,但独立性普遍欠缺;民间科技智库独立性强却易被外部力量操控;大学科技智库得益于学科优势,研究较为主动和自由,但实践性和宏观性相对欠缺。由于缺乏顶层协调机制,三类智库缺乏分工、联动与信息共享,难以对国际热点问题形成准确预判和舆论引领,更不足以成为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的非官方国际代言人。(www.xing528.com)
在方法体系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决策咨询体系始终未在“政府责任”与“科学自治”“自治水平”与“权力授予”“技术统治”与“民主泛化”之间取得平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德尔菲法为主,缺少对专利分析、技术经济分析、大数据等先进分析手段的广泛运用。
在立法保障上,中央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强调科技咨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这些文件法律位阶不高,专门性立法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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