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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门人口研究的注意事项

时间:2023-06-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以至于我们在认识澳门的人口问题时无法得出一个清晰地结论。在考察明清时期澳门人口问题时,赵利峰和郑爽首次从澳门的范围和视角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12]澳门成为人口迁移的避难地。本处仅就苦力贸易和澳门人口的关系进行讨论。从该年起,澳葡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人口统计,但被贩卖的苦力从未被纳入到澳门人口中。

近代澳门人口研究的注意事项

近代以前,关于澳门人口数量的精确记载较少,中西文献中对于澳门人口的记载多为概数,这或是由于记录者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有意为之,或是记录者并未经过实地调查,数据多来源于道听途说。以至于我们在认识澳门的人口问题时无法得出一个清晰地结论。[6]鸦片战争前,才有“是以于四月间,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旋据该员等查明户口,造册呈送,计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咭唎国僦居夷人五十七户”[7]之记载,这是林则徐巡视澳门时出于严禁鸦片需要进行的详细人口记录。古万年称:“由1820年代中期开始,澳门人口在1837年至1842年,1842年至1860年间分别录得7.1%及5.2%的大幅增长。”[8]如果说1837—1842年间7.1%的人口增长率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治环境复杂、移民增多因素所致的话,那么1842—1860年间的高增长则是由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由于统计范围扩展,导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在考察明清时期澳门人口问题时,赵利峰和郑爽首次从澳门的范围和视角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9]鸦片战争后,香港迅速崛起,澳门的经济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取得同香港相同的地位,1843年澳葡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著名的“议事会九请”,其中有“将居留地扩大至关闸”[10],但是直至1848年,这一愿景在武力背景下得以实现,关闸至澳门城墙一带被占领,澳葡政府还对华人房屋进行编号,给每户定以一定数量的税额。[11]澳葡政府管治范围突破了澳门城墙,关闸成为其实际管治界限,其人口统计地域范围自然就会扩大到关闸地区。可以说,澳葡政府在进行人口统计的时候将城墙至关闸间居住的华人人口也计算在内,导致人口增加。

其次,由于广东政治局势动荡,大批移民在此时期进入澳门。19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先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是红巾起义;此外又有中英、中法战争等事件。战乱导致广东地区社会动荡,形成一轮人口迁移潮。[12]澳门成为人口迁移的避难地。1852年,澳门的华人为63000人,相比之下,信仰基督教葡萄牙人微不足道。[13]1853年,澳门的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海事及海外部部长雷贝罗·达·席尔瓦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华帝国发生起义时,从一八五三年起,这一恶况开始好转。当地政府保持的中立为一有效办法。在此起义中,无论拥护帝国分子,还是起义者为澳门带来了资金与就业。起义后,中英、中法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带来了同样的效果,为澳门城带来了更多的人员及现金。人口从三万五千人剧增至八万人。”[14]徐萨斯称:“要不是吉马良士总督的调和政府以及太平起义和‘亚罗’号战争引起的百姓和商业的涌入,澳门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华人小区的人口现在已超过5万人。从1857年5月到6月一个月的时间内,60艘船驶进了澳门港口,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数量。”[15]华南地区的战乱成为澳门人口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www.xing528.com)

第三,有研究者认为鸦片战争后澳门赌博合法化和苦力贸易也是影响澳门人口增加的因素。[16]苦力移民的增加同赌博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学者已从多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证,兹不赘述。本处仅就苦力贸易和澳门人口的关系进行讨论。澳门的苦力贸易历史悠久,但在1850年代之前,规模尚小。[17]1851年,在澳门的两名法国人——古里昂(Guillon)和杜兰德(Durand)开始雇佣250名华工前往秘鲁,这是鸦片战争后澳门首次大规模向海外贩运华工。1853年9月12日政府颁布的条例内容,规定了劳务所须阐明移民数量、登船前的安置地点及期间的规章制度,这些都须政府通过批准。[18]为避免经纪人欺骗、强迫移民,1855年11月10日的政府条例规定,移民合同一旦签订且在华政衙门注册后,不告知经纪人的情况下,移民登船前,理事官将多次前往安置点巡视,如发现有被强迫者,立即遣返。还规定载有移民的船只离港前,港口负责人上船检查确保所有移居未更改决定。推行上述有益条款后,移民数量逐渐增加。[19]到1850年代中期澳门取代香港成为苦力贸易中心。根据《澳门政府宪报》记载,1867年澳门有华人移民机构(巴拉坑、猪仔馆)17家,共容纳从业人员616人。[20]苦力贸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从该年起,澳葡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人口统计,但被贩卖的苦力从未被纳入到澳门人口中。

从政府税收来看或许能够看出某些端倪,根据澳葡政府财政收入表,苦力贸易收入来自于苦力馆向澳葡政府领取的苦力出洋牌照费用及违背合同之后的罚款[21],此项收入属于营业税,而澳葡政府征收的什一税和公钞属于物业税,二者有本质区别。1850年之后澳葡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贸易发展、赌博兴旺等关系甚大,财政收入同苦力贸易也存在密切关系,但这并不等同于澳门人口数量同被贩卖的苦力数量存在必然联系。在晚清时期(尤其是1867年以前)澳门人口数据中,被贩卖的苦力是否被纳入到人口统计范围,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给出确凿证据,有待更多史料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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