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人口结构变化

1849年以后，随着澳葡政府获取行政、税收和华人管治权，澳门逐步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葡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澳门城北土地的扩张，一方面以专营制度掌握澳门经济的主导权，由此推动了澳门的经济转型和城市发展。必须指出的是，澳门经济转型以后形成的以赌博、鸦片规银和走私贸易为主干的非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试图摆脱清政府控制的、以华人华商为主体的“本土”经济，也是一种对中国内地社会资源进行严重掠夺的经济，带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长期以来饱受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唾弃。其中，鸦片走私贸易和苦力贸易由于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阻力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赌博业却得以继续发展，并逐步成为澳门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且一直延续至今。就澳门的长期发展而言，虽然此次经济转型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浓厚色彩，但澳门经济却自此从困厄之中迎来新生，其财富的积累又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展以及城市功能的完善。因此，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近现代化进程的视域下，澳门近代人口结构变化、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之关系，颇具讨论和借鉴的价值。

第一，以大批内地华人迁入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迁进一步优化了澳门社会的人口抚养比、男女性别比、族群结构以及职业社会分工，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较为罕见的“人口机会窗口期”，^[89]在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族群结构和分工结构等诸多方面，澳门均优于同时代的东西方经济体。巨大的人口结构红利加速了澳门新经济模式的选择、孕育、和成型，并开始了由单一的转口贸易向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多元发展的尝试。在中西合璧的移民文化冲击洗礼之下，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和人情世故不断弱化，而业缘关系、法制观念、冒险精神和都市生活方式则不断拓展和强化。特别是以“承充制”为代表的现代商业制度的建立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顺应了同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的大势，使西方契约精神深深植根于澳门本土并蔓延到珠三角地区。至19世纪中后期，澳门已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渔农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过渡转型，为近代中国开启了一扇“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也为今日澳门成为东西文明荟萃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初步建立和完善以输入型、自主型、本土型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体系。大量史料证明，在经济衰落的窘迫时期，无论是鸦片走私、苦力贸易，还是赌博产业，澳葡政府均是“有意为之”，并在所谓“自由港”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先后设立总督公会、公物会、理商局、公钞局、华政衙门等经济管理部门以加强管理，颁布了众多商业管理法律以规范各种经济活动；通过公司制度，逐步建立起领牌开业、运作监管、股权交易、破产清理等一整套完备的商业秩序，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实施公司制度的地区之一；^[90]尤其是实行高度垄断，形成了以鸦片、苦力和赌博为主干，以内地资源为源泉，以华人参与和控制为趋势的独特的城市经济体系和管理机制。与此同时，随着管治权的获取、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转型，其人口统计趋于经常化，口径也日趋规范化，人口统计已成为观察城市经济社会和实施行政治理的重要辅助手段。1866年，柯打（Joze Maria da Ponte e Hort）总督上任后不久，即组织成立统计司，对华人陆上及水上人口进行统计。^[91]1867年，统计司首次将浮家泛宅的疍民单独纳入人口普查报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的城市人口统计范畴已几乎涵盖澳门半岛和离岛内的所有常住居民，形成了今天以“堂区”为城市空间格局和行政管治区域的雏形。

第三，在殖民化和商品经济的双重裹挟下，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分别在澳门城北乡村和周边水域同步推进。随着澳门城市空间的扩展以及城市功能的完善，以望厦村为代表的城北乡村社会上演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城市化史诗。与中国传统乡村解体不同的是，北部乡村自明中期以来便开始与澳门城内在经济文化上频繁接触，构成了近代澳门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群众基础和推拉效应。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外力量对比陡转直下，广东政府的妥协纵容以及澳葡政府的强势北拓，澳门半岛北部的城乡之别和城界之隔逐步被打破。至1883年，望厦、龙田村民相继被“编入西洋户籍”后，^[92]葡人陆续将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石墙街、青洲等北部乡村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框架之内。此一情形，正如澳门史家王文达慨叹：“当年之望厦龙田，难辨雪泥鸿爪。今日之新桥塔石，只留风土雏形。”^[93]

第四，在转型期间，华洋杂处的族群结构和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涌入，形成了澳门独特而完备的城市分工结构和治理体系。19世纪后半叶的几次人口普查显示，农业和渔业的就业人口比例逐步降低，而工商业者的就业人口比例则不断扩大，而且人口职业分类已达百种以上，^[94]形成了一个较为精细的专业化城市分工结构；^[95]1850年之后进行了多项填海工程，“该区（按：指三巴仔街和下环街之间）在填海工程结束之后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平行的道路与海形成直角，成为华人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地方。华人将其活动集中在市场地区及内港沿岸”；^[96]在城市交通、疫病防治、气象通讯、卫生环保、治安消防等诸多市政领域，相继成立了管理机构并制定法律规章，^[97]市政建设得到及时的跟进。如“作为政府公共工程政策的结果，1871年决定用2032盏油灯为城市照明，1873年决定治理市场的卫生，并在大炮台与望厦之间的所有区域铺设下水管道。这些行动以及20世纪初进行的一些工程，如开辟新马路和高士德马路周围的街区，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98]这些举措的落实，保障了劳动力的供给，扩大了城市的空间，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形成了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又独具澳门特色的近代城市治理格局。

第五，随着城市分工的细化，澳门城市治理体系也逐步由“华夷共处分治”向“华夷共处统治”过渡，城北望厦等村、凼仔及路环二岛的中国乡村村民逐步转变为欧洲式的城市居民，其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1849年后，随着清政府行使的对澳门华人的管治权逐渐沦丧，对澳门华人的管治也逐步由沿袭已久的保甲制度过渡为葡萄牙式的市政管理制度；而随着殖民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大批以渔耕生产为主业的村民也因土地的丧失和生存的需要，逐步由渔农业主或从业者过渡为行商坐贾，旧的生产关系被破坏，新的经济关系被重构，渔农社会逐步转变为商业社会；同时，大量涌入的移民，在总量上超过了当地的原住民，而原先从事渔农业的村民、渔民纷纷离开渔船、桑田，从事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各种行业，汇入商业发展、华商崛起和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从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来看，至19世纪中期，澳门从渔农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一个以城市商业经营及社会生活为主体的华人从业群体、居民群体初步形成。这些变迁，完全打破了以前澳门社会的旧有格局，形成了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注释】

[1]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本文系澳门大学澳门学研究重大项目“全球视野下澳门华人社会研究——从开埠到1911年”（编号：MYRG199〔Y1-L4〕-FSH11-HYF）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张中鹏博士、赵新良博士在数据收集中给予的协助，感谢曾金莲博士对部分葡萄牙语文献的翻译整理。

[2]本文所考察的转型期主要集中于19世纪中叶，但由于“新经济模式”的孕育、选择、成型和确立贯穿于整个19世纪，故而本文的部分资料和史料论证未完全拘泥于转型期范畴。

[3]［葡］Jaime de Inso，Macau：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Macau：Livros do Oriente，1990，p.25.

[4]［清］金武祥：《粟香随笔》，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5]［清］田明耀主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卷8“海防”，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清光绪五年刊刻影印本。按：雍正三年（1725）两广总督孔毓珣题定澳门葡人额船25艘往来贸易，由香山县编列序号，刊刻印烙，各给验禀，享有优惠，参见陈文源：《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4期，第113页；黄启臣：《清代前期澳门时外贫易的哀微》，《广西社会科学》（南宁），1988年第2期，第87页。

[6]林广志、张中鹏：《明清澳门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澳门研究》（澳门），2014年第1期。

[7]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8]［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1页。

[9]［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91页。

[10]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64页。

[11]《186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12]［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129页。

[13]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4]Junta da Fazenda Publica de Macao［N］，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Timor，e Solor，1847-02-11（Vol.II N.o6），p.23.

[15]郭小东：《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1994年第4期。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17]［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18]J.J.Silva，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logico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cao，Ultramarina，“Loterias”，Lisboa：TYP.J.F..Pinhero，p.183.转引自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19]Junta da Fazenda Publica de Macao［N］，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Timor，e Solor，1847-08-12（Vol.II N.o 27 e 28），p.106.

[20]［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102页。

[21]［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79页。

[22]林广志、陈文源：《明清时期澳门华人社会研究述评》，《港澳研究》（北京），2014年第1期。

[23]［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24]郭小东：《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1994年第4期。

[25]［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0页。

[26]［清］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第559页。

[27]［葡］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著，金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罗郎也印字馆〔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年第2期。

[28]［瑞典］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北京：东方出版社，第38页。

[29]《澳门宪报》1909年10月16日、1911年8月26日。

[30]Thomas Robert Malthus.1798.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Chapter V，Oxford World's Classics reprint.pp.39-45.

[31]Franco Modigliani，1966.“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the demand for wealth and the supply of capital.”Social Research，33（2）.pp.150-217.

[32]相关研究可参见：I.E.Nikulina and I.V.Khomenko，2015.“Interdependence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s”，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166，pp.142-146；Wei and Hao，2010，“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8，pp.472-491。

[33]［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2、23、55页。

[34]人口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整个社会中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其计算公式是：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中译本第四版，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第8页）。少年抚养比是指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龄人口。

[35]［瑞典］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49页。

[36]［葡］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业化澳门的居民及人口体系（16—19世纪）》，《澳门史新编》第3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1021—1022页。

[37]［葡］Joséde Aquio Guimaraes e Freitas，Memoria sobre Macau，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Coimbra，1828，p.14.

[38]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人口年龄结构划分类型，当一个国家或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城市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近代澳门四次人口统计调查采用的是通用标准，即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15—64周岁人口视为劳动年龄人口。

[39]［葡］Ana Maria Amaro，Filhos da Terra，p.13.转引自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

[40]［英］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p.203.转引自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第172—174页。

[41]该人口构成包括外国男子517名，男奴663名，妇女1397名，女仆990名。引自［清］暴煜主修：《香山县志》卷8“濠镜岙”，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影印本，第948—949页。

[42]［清］张甄陶：《澳门图说》，《清经世文编》卷83，第59、60页；［清］田明耀主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卷8“海防”，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清光绪五年刊刻影印本，第531页。

[43]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

[44]相关研究可参见阿马罗：《澳门妇女：据16—19世纪旅行家的记载》，《文化杂志》（澳门），1993年第17期，第96页；朱俊芳：《明清时期澳门人口女性居多现象原因初探》，《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春季刊，第175—176页。

[45]［葡］莱萨：《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文化杂志》（澳门），1994年春季刊。

[46]本节相关年份人口指标根据［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中各年份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整理，余同。(www.xing528.com)

[47]关于澳门早期的基督教人口，中外文献甚至官员与学者之间的记载差异很大。1564年，广东御史庞尚鹏在《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中提及“故举国而来，扶老携幼，更相接踵……夷众殆万人矣”；1565年，兵部右侍郎吴桂芳奏报“况非我族类，不下万人”；1569年，工科给事中陈吾德奏疏中提到“夷人曾不满千”，但“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明代学者叶权1565年在《游岭南记》中记载“乃今数千夷团聚一澳”，清代蓝鼎元的《粤夷论》中提到1567年前后葡人在澳门“筑室千间，夷众万人”。而特谢拉神父（P.Manuel Teixeira）记载1568年“澳门有五至六千名基督徒”，哥列哥略·贡撒维斯（Gregorio Goncalves）在1570前后写给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信中提到，澳门“形成了一个5000多基督徒的驻地”。明清时期外患严重，不排除官员在缺乏详尽统计信息的情况下夸大夷人和基督徒数量的可能。因此，关于早期澳门基督教人口的统计，一般以教堂或神父的记载为参照。

[48]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1932年铅印）第3册，第1—2页。

[49]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419页。

[50]［瑞典］龙斯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37—238页。

[51]［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之《使粤奏稿》卷6《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析》，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45页。

[52]［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之《使粤奏稿》卷6《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析》，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45页。

[53]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1—78页。

[54]《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144页。按：六十年代澳门华人人口波动较大，有的年份，仅是澳门半岛，华人人口可能就有100000人。1864年9月30日，美国驻澳门领事琼斯（W.P.Jones）指出：“澳门半岛人口，根据最新的调查，估计有105800人，其中欧洲人800人，土生葡人（Creoles和Mestizos）有5000人，中国人约100000人。”参见United States Bureau of Foreign Commerce，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Nations for the year ended September 30，1864，Washington：G.P.O，1865，pp.313-314.

[55]根据［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附表第22、23、55页统计资料计算整理。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人口调查之时恰逢农历春节，许多华人返回内地走亲访友，加上前往凼仔、过路湾两岛之路淤塞，此次调查的华人人口数量存在低估的可能。但是1896年亦于该时调查，“若将旧户口册比较，则此次之户口册不能作为争差也”。参见《华字日报》1911年7月10日。

[56]澳门统计厅报告：《关于此地区的中国籍人口》，转引自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45页。

[57]以上参见［葡］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著，金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罗郎也印字馆〔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年第2期。

[58]张廷茂、何成：《清代中叶澳门华人的经营活动与职业构成》，《文化杂志》（澳门），总第80期，2011年。

[59]《广东巡抚韩崶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嘉庆十四年二月初五日（1809年3月20日），《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1册，第724页。

[60]澳门统计厅报告，关于殖民地的中国籍人口，转引自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附表，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1998年，第45页；1873年政府宪报，总办公厅，省宪报第76页，转引自［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附表，第45页。

[61]以上参见［葡］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著，金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罗郎也印字馆〔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年第2期。

[62]［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189页。

[63]［民国］厉式金修：《香山县志续编》卷6“海防”，引自金武祥《粟香随笔》。

[64]《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酌移税口试办情形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第574页。

[65]［清］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十，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乙巳条。

[66]《一八七〇年立法会提交给海事及海外部部长的报告》，转引自《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14页。

[67]［葡］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271页。

[68]［瑞典］龙斯泰著，吴义雄译：《早期澳门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69]参见［葡］萧伟华（Jorge Noronha e Silveira）著，沈振耀、黄显辉译：《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澳门：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法律公共行政翻译学会，1997年，第27页；Manuel Teixeira，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19，Macau，Imprensa Nacional.p.211.

[70]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O Significado do Governo de Ferreira do Amaral em Macau（1846—1849），pp.7-8

[71]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Timor e Solor，15 de Maio de 1848.

[72]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来反映两个变量线性相关程度的统计量，它介于-1和1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0相关度越弱；Pearson相关系数大于0则为正相关，小于0则为负相关。

[73]［葡］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著，金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罗郎也印字馆〔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年第2期。

[74]［葡］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业化澳门的居民及人口体系（16—19世纪）》，《澳门史新编》第3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1021—1022页。

[75]Cecilia Jorge e Beltrao Coelho.Viagem por Macau：Comentarios，Descricoes e Relatos de Autores Estrangeiros（seculos XVII a XIX）.

[76]郭小东：《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1994年第4期，第31页。

[77]按：1882年按鸦片销售额进行计算，1883—1885年按鸦片销售量进行计算，虽然量纲不同，但是对走私鸦片的比重计算结果几无影响。参见“Lappa：Commissioner Farrago's Despatch No.21of 21st May，1887”，Opium：Crude and Prepared，p.69.

[78]“No 170 of 1883.Reporting the Proportion of Confiscations on Steamers of each Company from January to June1883”，Reports on Smuggling at Canton：Commissioners Despatches，Etc.，1871-85，p.21.转引自马光：《近代史研究》（北京），2014年第6期。

[79]参见马光：《鸦片战争后澳门鸦片问题探析》，《澳门历史研究》（澳门）第9辑，2011年。

[80]［葡］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252页。

[81]《总督收到未具名者寄来澳门拐骗华工情形八条》，外务部档，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册，第680页。

[82]《申报》874年1月6日，“澳门禁卖猪仔”。

[83]陈瀚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册，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84]［清］同治《香山县志》卷22“纪事”。

[85]《申报》1881年8月1日。

[86]汤开建、林广志：《进一步加强澳门近代史研究——以〈澳门宪报〉资料为中心展开》，《澳门历史研究》（澳门）第1辑，2002年。

[87]张廷茂：《晚晴澳门专营制度探源》，《文化杂志》（澳门）总第71期，2009年。

[88]卡特尔（Cartel）是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在划分市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辛迪加（Syndicat）是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通过签订协议，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商品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托拉斯（Trust）通常指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并而形成的垄断联合。康采恩（Konzem）是分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实力最为雄厚的企业为核心而结成的垄断联合。

[89]学界在解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时，往往将人口红利归之为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内地抚养比情况与1910年的澳门中国籍人口作对比：1910年澳门中国籍人口的总抚养比为26.85%，2010年中国内地抚养比为34.2%；1910年澳门中国籍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为1.34%，2010年中国内地的老年抚养比为11.9%。在老年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上，1910年的澳门中国籍人口甚至要远低于2010年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内地，这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90]近代澳门公司制度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早于1850年，葡萄牙人已经开始以“公司”模式经营贸易，而《集股有限公司章程》的颁布，亦早于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因此，澳门应是中国最早实施公司制度的地区之一。可参见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页。

[91]《澳门及帝汶政府宪报》（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第13卷第18期，1867年5月6日，第98页。

[92]［民国］厉式金修：《香山县志续编》卷十六“纪事”，中山文献丛刊本。

[93]王文达：《澳门掌故·引言》，第1页。

[94]［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189页。

[95]［葡］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1827—1875）著，金国平译：《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澳门研究》（澳门），2011年第2期。

[96]［葡］Consortium Partex（CPS），Tomás Taveira：《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文化杂志》（澳门）第36、37期，1998年秋季合刊。

[97]参见《澳门卫生司1885年报告》（1886年2月1日），转引自阿丰索：《澳门的绿色革命：19世纪80年代》，《文化杂志》（澳门）第36—37期，1998年；《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233—234页；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Vol.2，macau.2006.pp.16-30.

[98]［葡］Consortium Partex（CPS），Tomás Taveira：《澳门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文化杂志》（澳门）第36、37期，1998年秋季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