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期的澳门经济转型复苏期内，华人的主导作用是通过对新经济模式下各大产业群的渗透、辐射、延伸和控制而逐步确立的。无论是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等主导产业，还是商贸经营、市政水务等配套产业，没有哪一行业领域不是靠逐利而为的华人华商支撑起来的。正是因为大量华人的资本投入和积极参与，19世纪中叶以后的澳门新经济模式才能蓬勃发展；也正是依赖于新产业模式的辐射带动作用，澳门的华人资本和华商群体才能逐步发展壮大。可以说，19世纪中期以后是华人华商大量涉及澳门的各种新兴行业，群体性聚合、规模化崛起的新时代。
就鸦片贸易而言，当葡萄牙、英国商人以鸦片作为对华贸易的主要货物后，在清政府查禁甚严的情况下，澳门华人走私群体很快成为夷商与内地之间的主要贩运者。1882年至1885年，澳门通过走私管道进入内地的鸦片数量占澳门输入内地鸦片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54.57%、68.03%、72.48%和79.03%，[77]，而仅1883年上半年查获的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总额中，华人涉案占比为83.21%。[78]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华商参与鸦片走私，虽遭受清政府的严厉打击，却得到澳葡政府的暗中庇护。澳葡政府甚至出台相关法规，公然将鸦片经营合法化，鼓励华人华商参与鸦片经营权的竞投，这是众多华人参与鸦片贸易的重要制度因素。据《澳门宪报》及澳门历史档案馆所藏部分承充合同显示，自1846年鸦片专营权被拍卖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鸦片专营权都被华人投得，主要鸦片商有陈六、冯成、李镜泉、萧瀛洲等人。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澳门及离岛的鸦片生意主要操控在华人手中。[79]
从1853年至1873年，澳葡政府不断颁布、修订和完善有关苦力贸易的若干法令，并设立中国移民监督官。[80]这种制度安排，为华人参与苦力贸易提供了“指引”和保障。“身拥厚资”的华商便开设招工馆，充任总猪仔头，下设猪仔头，再下设猪仔跋、猪仔索，或称“牙人”。总猪仔头与澳葡政府或其指定葡商议定猪仔价格、签订合同，在猪仔头及其下线的配合下，由葡人倒卖或直接贩运。总猪仔头完成合同，领取洋人经费，经层层盘剥，其利润仍然相当可观：“猪仔头出洋，每年数以万计，洋人每名约发猪仔头百圆，猪仔头交银到猪仔跋等五十圆，及至发给猪仔，不过每名数圆，其所得甚巨。”[81]1874年间，“查华人相沿已久，业非今伊始，但尚未经禁，故资此为业者不乏其人”。[82]在大批华人的参与下，澳门的苦力贸易一度相当繁荣，无数华人被贩至外国从事劳役。据不完全统计，从1847年至1874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14万、12万名华工，其中大多数经由澳门运出。[83](www.xing528.com)
赌博业的兴起与广东政府的禁赌、澳葡政府的护赌以及华人的参赌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正是“粤人好赌”与清政府的严令禁止，才造就了澳门赌博业的形成、兴旺和长期发展，澳葡政府只不过是在穷途末路之际乘势为之而已。“自内地严围（闱）姓赌馆之禁（聚粤中小姓于文武乡会试及岁科童试时，射其中否曰围姓），奸人潜往澳门开设。恃夷为固，而澳葡岁收陋规数十万，遂因之渐富矣。”[84]至19世纪中叶，澳葡政府制定相关法律规管赌博业，特别是采取专营（承充）制度，将赌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加以规范、扶持和发展。华人开赌由此渐成规模，“……开赌者与赴赌者何一而非华人，税之所出，即赌者之资也”。[85]在1869年后的已知年度，白鸽票全部由华商承充；番摊除了1883—1884年度由葡人美基·矮利士·施利华与黄宏展合作外，全部由华商承充；闱姓的承充受清政府科举考试影响，时有波动，除1885年至1902年，葡商鱼塘行、美拿年奴·士哪·非难地、若瑟·方济各·依沙基利·巴路士承充，以及美拿年奴·非难地伯爵与华商合作之外，大多数年份由华商承充；仁慈堂彩票仅由华商承充便长达15年；签铺票为规模较小、时间较短的一种赌博项目，葡人飞难地伯爵承充了5年，孔咏裳、黄大维等华商实际承充了1年。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除少数赌博门类由葡商参与承充外，其余绝大多数由华商承充经营，澳门赌博业实际控制在华人华商手中，并由此诞生了冯成、何桂、卢九、萧瀛洲等著名赌商家族。[86]可以说，19世纪澳门赌博业的发展，是华人商业寡头以及华人家族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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