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澳门本级财政负债即已超过122000两；1830年，澳葡政府关税所得为69183两，但财政支出却高达109451两。至1834年末，澳葡政府所负债务高达165135两。[68]1845年11月，葡萄牙以所谓“自由港”政策捍卫澳门的贸易优势地位。然而由于中国海关依旧运行，澳葡海关的裁撤反而使政府失去了稳定的关税收入，导致公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1845年12月到1846年4月，公务人员未领到薪金，孤女院、教堂、修道院也都领不到应得的救济金。[69]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财政收支状况，1846年10月，澳葡总督亚马留下令，“所有快艇、客货两用的中国船只都必须注册登记，向澳葡政府交纳1元税款”；1847年7月，亚马留正式将华人商铺划分为四类进行纳税登记，第一类每年必须缴纳120元，第二类60元，第三类16元，第四类4元。[70]1848年4月1日，亚马留发出通告，凡在澳门拥有耕地的华人必须在15日内到澳门政府办理土地所有权证书，逾期不办者，即意味自动放弃，其耕地即归澳葡政府所有。[71]1851年后，澳葡政府针对华人的计税规则和税种日渐繁多，计有业钞、地租、生意公钞、息钞、巡捕公钞等。1878年和1888年，澳葡政府先后颁布《澳门及所属地方各华人行铺生意公钞及点街灯公钞章程》和《澳门抽收公钞章程》。至此，澳葡政府几乎将所有居澳华人纳入其税收征稽体系之下。
图5 19世纪澳门华葡人口数量与财政收入的相关关系(www.xing528.com)
华人纳税人口的增加从根本上扭转了澳门入不敷出的财政收支状况。图5显示了19世纪澳门华葡人口数量与财政收入的相关关系。其中，华人人口的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72]为0.378；而葡人人口的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3。也就是说，华人人口更多地体现为生产型人口，而居澳葡人则更多地体现为消费型人口。关于这一点，许多历史典籍中均有记载。1867年，时任澳葡政府统计厅的葡人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对华人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华人的聪明才智与勤恳耐劳。他们在商业中表现出聪明能干，在工业上也毫不逊色。每做一件事情都认真、耐心，精益求精。无论到哪个国家，他们都会以其劳动使哪个国家富庶，为它增光。”[73]而葡萄牙殖民者的养尊处优和“性侈”特点则遭到了多方诟病。[74]如英国旅行家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在其访澳行纪中描述，“葡萄牙人很骄傲，不会屈尊务农或做工匠。或许在整个澳门，没有一个在葡萄牙出生或有葡萄牙血统的工人、工匠或店主”。[75]另据《澳门记略》所载，一旦葡人航海贸易得手便开始大肆挥霍，“居室服食辄以华靡相胜”；而若出海商船未能如期返航，居澳葡人便“相率行乞于市，乞者常千人”。与葡人奢侈之风相匹配的是，澳葡议事会也一度奉行简单的逐年平衡预决算制度，若本年度财政出现盈余，则由市政议员进行瓜分；若出现赤字情况，则由澳葡议事会通过借贷、葡人捐助自行解决。[76]澳葡殖民者这种特殊的个人理财和公共理财方式，很难兼顾积累与消费的均衡关系，更无社会扩大再生产可言。所以，综合来看，华人在近代澳门经济转型复苏期内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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