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萄牙人赁居澳门开始，澳门本土居民就参与了对外贸易相关的贩货、通译、工匠、建造等行业，这种围绕葡人转口贸易为中心的职业结构一直延续至19世纪前期。[58]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广东巡抚韩崶观察，“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名口，因夷人止知来往贸易，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而贫民亦可藉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从无争竞”。[59]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政府对澳门管治权的逐渐旁落，以及渔农社会和保甲制度的瓦解，居澳华人逐步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和行政隶属关系，纷纷加入营商牟利的新市民行列。以望厦村为例，1867年人口普查统计为8182人，而1871年人口普查统计则锐减至4785人。[60]再加上为避战乱而纷至沓来的华人富绅，华商阶层不断充实和扩大。大量内地移民的涌入和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助推了澳门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在这种不同地域文化背景、风俗宗教习惯的冲击洗礼之下，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和人情世故不断弱化，而业缘关系、法制观念、冒险精神和城市生活方式则不断拓展和强化，有效促进了澳门由传统渔农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
1867年人口调查显示，澳门半岛已有大量华人从事非农产业。被统计的23841位华人中，除了216位弃婴、学生及罪犯外，从业人口主要集中在经商、职员、工人、工匠、佣人、教师、医生、经纪、娼妓等行业，从事第一产业的渔民、农民、养猪、养羊等职业人口共计519人，仅占总就业人口的2%。[61]1878年的人口职业构成中，位居前十位的依次为海员、工人、女裁缝、未分类的职员、仆人、小贩、木匠、苦力、厨师和剥谷壳工人，1896年职业人口位居前十位的分别是海员、仆人、女裁缝、商业雇员、未分类的职员、小贩、学生、商人、艺术及手工艺师和木匠。在1878年和1896年两次人口普查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渔民就业人数均未进入前十之列，而工商业者的就业份额不断扩大。值得一提的是，两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多达102种，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城市专业化分工的精细程度。[62]因此，可以说，从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布来看，至19世纪中后期，澳门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渔农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过渡转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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