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老幼妇孺为多、少年抚养比高的人口结构分析

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以及华洋冲突的增加，清政府开始将澳门作为外国来华商人及其眷属的集中居留之地。1761年，法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进驻澳门，随后丹麦和瑞典东印度公司跟进；1773年和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商人获准居澳；其后，美国商人、其他国家散商也相继获得澳门居留许可。^[35]这些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从事海上贸易，而将其家眷安置于澳门。此时，澳门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幼妇孺居多、人口抚养比偏高的特征。^[36]据富雷塔斯（Joséde Aquio Guimaraes e Freitas）1828年出版的《澳门回忆录》显示，“澳门大堂区有14岁以上的成年男子289人，未成年男子251人；疯堂区成年男子258人，未成年男子170人；花王堂区成年和未成年男子分别为59人和52人”。^[37]三大堂区的基督教人口中，共计成年男子606人，未成年男子473人。若纳入成年及未成年女子进行估算，三大堂区基督教人口的少年抚养比高达70%以上。虽然上述统计中未能包括为数众多的华人人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勾勒出了19世纪前期澳门社会的人口发展轨迹。

19世纪中叶，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澳门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渐升高、少年儿童和老龄人口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38]1871年、1878年、1896年、1910年进行的四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非中国籍少年人口抚养比分别回落至44.22%、40.76%、36.29%和40.90%，而同期中国籍少年人口抚养比则降至更低的水平，分别为26.53%、34.18%、38.64%、25.51%。相对于非中国籍人口，华人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在绝大多数年份明显偏低。特别是在1871年和1910年，华人的人口抚养比甚至低于非中国籍人口20%以上。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而被抚养人口比例较低的人口结构，导致此时澳门的劳动供给量相对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而社会保障压力较小，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较为罕见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对比这几次普查数据可以发现，内地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应该视为19世纪中叶转型期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持续数十年的人口红利为澳门经济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窗口。

表1　近代澳门的人口抚养比、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www.xing528.com)

数据源：作者根据澳门1871年、1878年、1896年和19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计算。原始资料参见［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500年（1500—2000）：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第22、2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