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澳门经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华洋资本结构的变化。澳门开埠以来，坐拥额船之利、垄断东西海上商路的葡萄牙人通过转口贸易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并逐渐在澳门半岛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葡萄牙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华人聚集谋生的华洋杂处的社会。[22]值得一提的是，葡人资本的优势地位是凭借其殖民者的一系列垄断特权而获得的。早期澳葡政府规定，只有葡人方可组建公司，而华人之兴建土木，须报香山县或澳葡议事会准许。这些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葡人开办公司和开展房屋租赁业的专营权。随着澳门城区扩大和人口增加，葡人逐渐将剩余房屋出租给华人、外国商人从而收取高额租金。[23]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虽然华人资本时有兴衰更替，但在澳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为葡人资本，华人多从事工匠、商贩、通译等出卖劳力和提供服务的工作，其经济处于附属地位。[24]此外，除葡萄牙资本以外，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英国等在不同时期与葡商均存在贸易合作，但合作的具体内容以鸦片走私等非法活动为主，且贸易的目的地主要为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澳门对于这些外商而言只是栖居生活之地，而非投资兴业之所。[25]因此，除葡萄牙以外的其他外国资本在近代澳门经济的比重并不高。
进入19世纪以后，长期以来形成澳门华洋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澳门经济转型的加速和各项商业制度的完善，往返于省澳之间的华商数量大增，“南、番、香、顺等县，商民来往省澳者，何止万数，往往两地置产，两地行商，无从限断”。[26]此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红巾之乱、土客械斗等一系列动乱以后，大批华人携家资赴澳，加速了澳门从传统渔农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至1867年间，“澳门贸易的关键掌握在华人手中”，[27]随着商业的迅速崛起，华商逐步控制了澳门的各大产业群，其商业地位也从附属型转向主控型，华商逐步成为晚清澳门规模最大、资产最多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从内地或海外“逐利而来”，加上本土成长起来的华人从商者，逐步组成一个最广泛、最富裕、最活跃的阶层——华商阶层，成为中葡政府不可小觑的、而且都欲加以控制的重要社群力量。从华人资本涉足的商业领域来看，主要包括鸦片业、苦力业、赌博业、商贸业、旅游业、金融与典当业、造船业、渔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几乎所有类别，而葡人资本的生存空间日渐压缩。据1821年在澳葡人估算，他们的资产合计约300万西班牙元，其来源除开1820年代以前的鸦片走私收益和25条年久失修的额船外，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8]澳葡政府的财政收入、公共支出以及“解缴”葡国的款项，逐步依赖华人缴纳的多项公钞税赋。1909年10月16日，《澳门宪报》公布当年“纳公钞至多之人”，其中，葡人8人，华人15人；至1911年，在纳公钞最多的30人中，华人比例增加至22人。[29](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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