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澳门开埠以来，葡萄牙商船长期经营着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国际商贸航线，澳门也因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兴盛和繁荣。[6]至17世纪中期，随着三条海上商路的陆续中断，澳门作为东方转口贸易港的地位日趋衰落。即使清政府不时给予澳葡政府一些贸易政策优惠，亦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澳门转口贸易的颓势。在内外交困之下，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消费型贸易逐渐取代历时已久的传统转口型贸易，[7]其贸易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1770年以后，澳葡政府对华商走私鸦片百般庇护，尤其是允许外国人租用其额船贩运鸦片。为了对付广东官府的查验以求蒙混过关，澳葡还与华商连手，大量贿赂官府吏员。1815年，澳葡政府公然设立鸦片贿赂基金，对每箱鸦片抽收40元，每年总额约10万元，专门用于对清朝官员的行贿。[8]而1845年的所谓“自由港”政策，实际上是为走私鸦片大开方便之门。在澳葡政府的“经营”下，澳门迅速成为仅次于香港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心。据有关数据显示，从1845年开始，“熬制的鸦片一度通过澳门转运”。[9]1862年6月，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向总理衙门报告说，“现查澳门绕越私入内地洋药，每月有五六百箱之多，而随此大宗洋药，其余进出口各项货物均系漏税之件，以致百弊丛生”。[10]由于走私活动猖獗，通过粤海关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通常不到实际数量的十分之一，澳门也因此成为香港鸦片进入中国的重要贸易口岸，每年分销总量大致保持在1万箱以上。[11]
在大量走私鸦片的同时，苦力贸易被葡萄牙人大规模地经营起来，澳门逐步取代厦门成为中国苦力移民的中心。鸦片战争以后，澳葡政府将苦力贸易作为自主经营的贸易活动，不断出台法规维护苦力贸易的正常秩序，猪仔馆遍布澳门各个角落。苦力贸易因此得到迅速发展，从澳门转运至国外的苦力数量逐步攀升。1856年，从澳门贩运出洋华工为2578人，至1858年已超过1万人。[12]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短暂萧条，从1862年开始反弹，至1866年达到24401人（见图1）。1871年，澳门的“苦力贸易行”（“猪仔馆”）有24间，1873年已高达95间。庞大数量的苦力经澳门运出，为澳葡政府赚取了巨额收入，“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圆，归澳门议事亭番官使费两圆”。[13]1846年7—12月，澳葡政府公物会财务报表显示，当年苦力贸易收入为255621两，竟然超过了外国船只在凼仔抛锚费之收入（230175两）。[14](www.xing528.com)
图1 19世纪中叶后澳门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简况
数据源：1911年澳门政府报告第16页、1868年澳门政府统计厅《关于此地区的中国籍人口》，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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