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贸易航线的中断，自明末清初开始，澳门经济进入持续衰落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香港开埠、实行自由港政策以及内地通商口岸的相继开放，澳门作为唯一转口贸易口岸的优势彻底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澳门对外贸易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正如葡人贾一梅·德鲁索（Jaime do Inso）所言，“尽管澳门在它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3]英国占领香港岛后的第一个布告就提出，凡属华商与中国船舶来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1841年6月7日，港英当局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外国货物自由进出，一般不征收关税。外国货物进口以后储存、整理、分类、再加工、再包装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与澳门相比，香港不仅具有更加优良的港口条件和纵深腹地，而且拥有更加优惠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使得长期以来过度仰仗明清政府转口贸易专营权的澳葡当局，面对英美诸强及香港的贸易竞争显得手足无措。尽管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但是由于澳门港已是淤泥浅海，停泊不便，其效果十分有限，“凡外夷通商之船，遂弃澳门，聚香港，澳门因而廛市萧条”。[4]从澳葡当局自身来看，由于贸易形势的盛极而衰，其赖以谋利的贸易工具和手段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政府特许的二十五艘额船大多破败不堪，澳葡当局无力维修，承运能力大打折扣，“始经题定澳限额二十五艘，后有覆于水者，有利不能营运者，有坏不修者，年不过十艘”。[5]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清政府准许澳葡赴五口通商贸易，澳葡竟然“实在无力前往”。鸦片战争后，由于大批商人离澳赴港，满街都是人去楼空的景象，澳葡议事会财政收入所依赖的房屋租赁业也一蹶不振，澳门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谋利途径。面对国际转口贸易地位的逐渐衰败，以及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澳葡当局急需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清偿债务和维持市政的日常运转。在此背景下，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模式便应运而生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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