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投行应对：消极态度的挑战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截至2017年5月，亚投行的成员国数量为77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亚投行的目标直击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普遍瓶颈。

亚投行对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造成了冲击，并动摇了日本在亚洲的金融地位，甚至会由此改变亚洲地区的区域组织格局。日本首先将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视为弱化其地区影响力的威胁。亚投行作为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性多边开发机构，由中国发起成立，资本金为1 000亿美元。日本一方面拒绝加入亚投行，另一方面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15年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洲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发表演讲时宣布，日本将在今后的五年内提供约1 100亿美元资金成立亚洲基建基金，用以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安倍还表示，日本将主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系统内的“国际协力银行”“国际协力机构”三条渠道向亚洲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虽然安倍晋三强调亚洲基建基金提供的是高质量项目，主要依靠日本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节能技术和公共交通系统，但是这一明显针对亚投行的举措意味着中日两国在亚洲基建领域存在着博弈和制衡。

2015年11月，日本对此项制度进一步进行补充，在放宽贷款条件、加速贷款审批、提高贷款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与ADB合作等方面均有较大调整，如利用JICA进行日元贷款时，在投资国经济稳定、政府充分参与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等官方机构发放贷款时，可以免除政府担保，而且重要项目放贷手续从以往的三年缩短为一年半，一般项目缩短至两年。JBIC则强化了高风险项目融资机制，根据日本法律JBIC只能向盈利项目实施投融资。2016年初，日本财务省向国会提交JBIC法修订案，在新框架下，日本对新兴市场高风险基建投融资实施解禁，个别风险较高的项目也能获得投融资支持，同时JBIC将获准从当地金融机构以当地货币进行长期融资。此举源于意识到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日益增强的存在感，维持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日本与亚开行合作方面，首先由亚开行在2016年3月底前成立信托基金，由JICA出资，为高质量PPP等民间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未来五年内信托基金投融资规模最高将达到15亿美元。JICA与ADB还将在未来五年内共同出资100亿美元，为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提供长期资金。可以看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以多种形式为亚洲基建项目提供融资。面对强大的中国资金及多元化融资模式，日本推动了竞争性投融资制度改革，从坚持营利性、安全性转为承担更大风险，以争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虽然亚洲基建投资的需求巨大，但是这种需求是潜在存在的，需要资金的激励才能实际产生，这种资金的带动性使得资金提供者能够对接受投资国产生重要影响，并实现地区主导影响。因此，为了保持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中日在基建领域必然存在竞争。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牵制了两国各自的行为，在亚洲地区形成制约和平衡，避免了单方强权。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博弈，将决定亚洲格局的变动和重塑。(www.xing528.com)

为了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实施，日本甚至不畏惧一些国家的较高投资风险系数。日本担心亚投行主要出于三点原因：首先，亚开行是目前亚洲地区最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并长期为日方主导，日方担心亚投行会冲击亚开行的地位；其次，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立成功，日本有可能在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之后失去地区金融主导权；最后，新兴的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的建设布局，这将进一步令日本在亚洲未来的发展潮流中被边缘化。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亚开行的主导者，它担心亚投行的建立会挑战日本在亚洲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冲击亚开行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同时担心中国在国际上发出独立的声音，由此创造出独立的平台会冲击日本在亚洲传统的领导地位。此外，与英、法等国不同，日本对盟友美国的依赖程度更高，未必敢“开罪”美国而做出不利于日美主导的亚开行的举动。然而随着多国的加入，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出现微妙变化。如3月20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如果日本所要求的审查基准透明化以及根据环境实施融资等条件能够达成的话，不排除加入亚投行的可能。从长远看，作为亚洲传统大国，日本不会放弃亚投行这一重要的多边投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