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础四国的利益考量差异

除了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基础四国”内部成员国之间也因各国国情与利益考量不同，在相关谈判问题立场上出现分歧（如表12-3 所示）。

表12-3 基础四国在相关谈判问题上的立场^[4]

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图12-2 可以看出，中国、印度、南非对于煤炭等高耗能源的依赖极大，而巴西的水电、生物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比却高达38.59%，甚至高于世界平均占比的两倍，相对其他三国，其在碳排放源结构上具有显著优势。同时，巴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2%，林木能有效吸收温室气体、延缓气候变化，而巴西的排放主要为毁林所致而非能源和工业生产，因此其减排压力更远小于其他三国。此外，巴西还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乙醇出口国，乙醇占其可再生能源的66.1%，在“共区”立场上退化，支持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一起量化减排，既能塑造其“环境大国”的国际形象，对其森林保护起到切实促进作用，又能为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寻求更多国际合作市场，促进其经济稳定发展。

图12-2 基础四国2018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图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www.xing528.com)

与巴西更多基于市场考量不同，南非的气候立场主要受其国情与外交策略影响。南非在2014年就将进入工业化进程后期，对碳排放需求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南非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8年间均不足中国的10%，且保持连年下降，因而减排压力相对较小。但尽管碳排放总量不高，人均排放量却高于中国，加之受气候影响最大，而相关基础设施和应对能力却十分薄弱，南非希望通过所有排放大国的减排来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损失，同时也希望以此“松口”换取更多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的援助。此外，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将非洲视为其外交政策立足点及发挥大国作用的战略依托，要维持其区域大国的地位，南非需要做到在气候治理方面与非洲国家同发声；同时作为非洲最大碳排放国，其必须制定更严格的减排计划以作表率。

图12-3 2008-2018年基础四国各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

印度与其他三国立场的显著差异在于其支持以人均排放量而非历史累计排放作为制定气候协议的排放标准。据相关数据测算，2008年印度人均碳排放为1.26公吨，即便连年增长，在2018年也仅为1.86 公吨^[5]，小于其他三国人均量（如图12-3），且与最不发达国家水平相近。若以人均排放作为标准，其应对的外界压力将极大降低。此外，尽管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2018年中国人均GDP 为9580.239美元，而印度却只有2037.692美元^[6]，中国目前已进入脱贫攻坚阶段，而印度当下仍面临着更严峻的脱贫任务。巨大的发展压力使得印度长期以来极力强调气候变化应对的公平与正义，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应以国际支持为前提，以期借助发达国家的援助促进本国能源与经济转型。同时，印度也拒不接受设置约束性减排指标。柴麒敏等学者（2015）预测中印巴南四国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分别为2030年前后、2045年、2020年左右和2020年前，这也是印度不明确表态峰值时间，并反对设置2050年减排目标以争取更多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的原因之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大国、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和碳排放第一大国，要做到发展的可持续，在减排方面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坚定“共区原则”和“公平原则”，反对发达国家给各国制定严格的量化减排标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随着气候治理的意识增强，同时为提升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推动国内发展模式转变，中国政府在气候治理议题上逐渐从保守转向积极应对。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制定减排计划，落实减排责任，以实际行动在国际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2015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诺在2030年前后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发展中国家，而这在当时却给其他三个国家带来不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