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未来：疫情挑战下的多元化发展

牛华勇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世界，到6月底，全球有统计的感染确诊人数已经接近千万。这次的疫情，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场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演变成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一场全球性危机。

随着疫情的不断加重，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秩序，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由于疫情的原因，部分国家发现原来的国际分工下，本国工业生产能力不足，抗疫所需要的大量物资需要依赖别国产能，所以产生了把产能移回本国的想法；代议制政府为了赢得民调，安抚本国国民，采取了以邻为壑的不当政策，导致了左邻右舍之间的相互排斥；各国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海量的信息包围，但无法短时间内辨别真伪，一时间各种阴谋论和相互攻击充斥网络。不少人惊呼，全球化难道真要走到尽头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全球化带来了欧洲的一体化，合作的欧洲已经实现了连续几十年的繁荣和富裕；全球化确立了美元的超级货币地位，为美国持续不断地输送产品和资源，成就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遥遥领先；全球化让大量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让资金、技术和管理都匮乏的国家，兴建了大量工商业企业，塑造了从四小龙到四小虎再到金砖国家等无数经济发展奇迹；全球化把中国推到全球制造业的顶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雄厚综合实力的中等收入国家。

当然，必须承认，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一直在不断地蔓延和发酵，这导致了反全球化的声浪不断升高。尤其是本次疫情期间，各种极端的声音更是层出不穷，反全球化俨然有成为新的“政治正确”的趋势。人们以自己短期利益的角度，对全球化提出全面的否定，并把一些不负责任的观点发布到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转发和争论下，产生一种传播上的放大效果，甚至能够局部地形成一种反全球化的寒蝉效应。

尽管声音很大，但所有的说法，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回顾二战前的欧洲、麦卡锡时代的美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反对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全球化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反对和质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从产业发展看，所谓的全球“脱钩”是不太现实的。个别国家梦想用税收和产业政策，鼓励甚至逼迫制造业企业从海外回到本土的想法，完全是建立在脱离了产业发展基础的一厢情愿基础上。产业的发展要考虑包括上下游产业链条、科技与专利分布、劳动力成本、教育和社会发展情况等一系列复杂的条件。产业布局的本质，是资本和投资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行政部门的一纸文件。(www.xing528.com)

从全球竞争看，各个主权国家之间虽然有现实中的矛盾，但也有相互合作的客观需要。虽然在疫情期间，出于政治的需要，各国之间的矛盾升级，甚至出现较为激烈的相互指责。但从长期看，过于紧张的国际关系，对政治家和所在政党的长期执政不利，尤其当孤立政策影响到国内经济绩效的情况下。因此，当前部分的反全球化浪潮，不过是人们在面对病毒肆虐情形下的应激反应，在疫情减轻之后，热度也会随之下降。

从全球秩序看，疫情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孤立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原有的治理体系式微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也同时给新的全球治理秩序带来新的机遇，进一步强化全球发展中的多元化趋势。本次危机，也是原有的全球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社会各界可以对原有全球化路径的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在全球化问题上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新的领导力。

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坚守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在既定的方向上，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以改革换时间，以开放换空间，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论述，确保一个有利于中国继续参与全球化合作的国内外舆论氛围，从长期角度衡量国际化的得失，稳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化中的话语权，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作为每年一辑的《二十国集团（G20）发展报告》，依然是站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来出版我们本年度的合集，那就是即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全球化依然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只不过，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时代逐步被建立在全球信息和全球科技基础上的全球化时代代替。作为全球经济的观察者，我们将和所有读者一道，冷静观察，理性分析，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积极参与者，一起迎接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牛华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