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在保持和巩固旅游业发展的同时，适当调整博彩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促进博彩业适度、有序和规范发展”，“构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几年来由于澳门博彩业发展过快，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大社会问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以问题或病态赌徒为例，据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2003年进行的调查，澳门近七成15—64岁居民有参与赌博的习惯，当中更有14 000名问题或病态赌徒。这个人数看似微不足道，不过，一名问题或病态赌徒动辄可影响身边10—17名亲友，若以此推算，澳门社会有近半人口受不同程度的赌博问题影响。最近，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超指出，2003年澳门居民有1.8%出现病态赌博行为，现已上升至接近3%增幅显著，亚洲最高。
因此，早就有一些对病态赌徒进行辅助的团体，例如志毅轩、圣公会、明爱中心、问题赌徒康复中心等。2006年成立的“逸安社”更强调以新的理念即建立负责任的博彩态度及行为，协助受赌博成瘾行为困扰的人士及其家庭，重新融入主流社会。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为推动“负责任博彩”提供扎实的学术基础、为博彩业管理学注入创新思维，为促进澳门博彩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澳门理工学院多年来举办的“世界博彩业管理讲座”系列，其中也向澳门同行传播负责任博彩的理念。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与澳门博彩研究会于2006年7月联合主办《博彩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座谈会，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负责任博彩”的新观念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2007年4月起，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等博企也开始在自己的赌场内推行“负责任博彩”计划。
以上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可喜的现象。但绝大部分属于民间的行为，其作用及影响力实属有限。由于没有政府的介入，致使澳门防止博彩负面影响的长效机制（或称负责任博彩机制）至今尚未建立。笔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负责任博彩机制，应由政府牵头，充当领导角色并提供政策与财力支持，联合学术研究机构、治疗预防机构、博企商会及成功戒赌者代表或家属代表共同推动，才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达到应有的效果。(www.xing528.com)
新加坡博彩业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新加坡政府对建立负责任博彩机制的重视，为博彩业订定的政策法规与澳门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政府为了隔离博彩业对本土的负面影响，施加大量“安全网”措施。例如，政府规定，赌场只能设在圣淘沙和滨海湾度假村内，每个赌场的面积不得超过15 000平方米，赌场内最多只能经营2 500台角子机。赌场内不得经营典当服务，不准设立取款机，年满21岁方可进入赌场，当地居民还必须先缴付一定的入场费。而且病态赌徒的亲友，可以透过向政府提交名字的方式，使病态赌徒被禁止进入各大赌场。新加坡这些做法是非常值得澳门研究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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