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责任博彩”的新概念已开始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内地生根发芽。当然“责任博彩”在三地的发育情况（程度）及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香港已经有了一批为数不少治疗及辅导病态赌徒的专门机构，并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治疗经验。澳门“责任博彩”的意识较强，采取的相关措施也较多。除前面讲过的之外，这里再补充一些联合治赌事实。《澳门月刊》发表文章强调说：“应尽快设立‘负责任博彩’制度，采取各种措施严禁内地公务人员巧立名目来澳门赌博、禁止病态赌博进入赌场。强制严格规定赌场赌厅应无条件采取措施建立‘负责任博彩’的制度和承担社会义务。”日前，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协调主任李国豪表示，就变成病态赌徒的主因来说，大多是因“想发达，揾快钱”，以“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长期参与赌博活动。针对此种情况，服务处已与政府密切关注，并计划在社区开展更多预防赌博的宣传活动，增加戒赌辅导配套设施。至于本澳推行“责任博彩”服务计划，李主任认为6家博企已积极进行，以威尼斯人博彩娱乐公司为例，赌场内摆放“我们提倡负责任博彩”的宣传单张，内容有问题赌徒的特征，以及提供多间戒赌辅导机构的热线电话。同时，他建议“设立一个政府、博企、民间服务团体联席机制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加强推行‘责任博彩’服务计划，防止病态赌徒陆续增加”[10]。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于2009年3月再度与香港明爱展晴中心合办“第五届注册赌博辅导员训练”课程，为社工、医护人员、博彩业管理人员等提供技术培训、加强他们认识赌博辅导、强化本澳预防沉溺赌博和治疗赌徒等方面的效果。
内地彩票发行20年，既无法可依，又鲜有人知何谓“责任博彩”？但是，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彩票管理条例》已于2009年4月22日经国务院第58次常务会议通过，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笔者暂且不对条例评析，只想指出一点，该条例虽未明确使用“责任博彩”的概念，但已引入“责任博彩”的某些内涵。例如该条例规定：“彩票销售场所应该按照彩票发行机构的统一要求，设置彩票销售标志，张贴警示标语”；“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不用于平衡财政一般预算”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彩票最高决策层和管理层的“责任博彩”意识在不断增强，是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责任博彩”无论在中国港澳地区还是内地刚兴起不久，虽然已生根发芽，却不够成熟、壮大，尚未大片开花结果，距离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一是政府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难以依法监管；二是民间对“责任博彩”的呼声较弱，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三是博企与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尚未真正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工作较为被动。因此，“同澳洲等先进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11]。我们要以民促官、以学促企、大声疾呼把“责任博彩”摆到政府和博企的重要议程上，让博彩业朝着博彩现代化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此，笔者郑重倡议，由第六届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个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澳门理工学院等五个单位）牵头，邀请世界相关方面的权威机构、世界著名博彩管理学者，香港赛马会与澳门博彩商会等单位和相关研究人员，共同起草《责任博彩澳门宣言》，并在适当时候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通过该宣言，让“责任博彩”的精神弘扬光大，服务社会，造福百姓。
（本文原载于《2009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2009年12月出版。）
【注释】
[1]程惕洁：《博彩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2]同上书，第86—87页。
[3]陈卓华：“负责任博彩与病态赌博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公益事业彩票事业研究所、澳门理工学院等编：《2007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2页。
[4]参见王薛红：《博彩业发展与中国政府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2页。(www.xing528.com)
[5]赖存理：《博彩历史解读与政府管制》，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6]郭毅权：“赌瘾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会讯》2001年9月号。
[7]中国公益彩票网（www.gongcai.com）。
[8]《澳门日报》2006年7月23日有关报道。
[9]新华网2008年7月29日。
[10]《澳门日报》2009年3月3日A7版。
[11]程惕洁：《博彩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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