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发展研究

根据《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现阶段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因此，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2.1.4.1　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研究

很多学者对航空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竞争力、发展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张近乐和易晨晨（2014）基于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区位商分析理论及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主要省份尤其是陕西省航空航天制造业与区域经济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从四个方面提出了陕西省促进航空航天制造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方卫国等（2017）基于产业价值链和知识溢出效应两个视角，研究了航空航天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作者采用RAS方法对2007年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重构将航空航天制造业作为一个单独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然后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对航空航天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进行实证研究，测度航空航天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感应度、影响力，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环向关联关系与关联强度。结果表明：航空航天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拉动作用较强且推动作用也很显著，对第二产业拉动作用较大；与其前向直接关联的产业较少，直接影响范围有限；但通过与其前向产业部门的间接关联，航空航天制造业具有广泛的供给推动作用。艾菲（2016）通过E-G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航空航天制造业与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航空航天制造业总产值以及新产品产值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长期平稳的均衡关系，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还未形成平稳的均衡关系；陕西省航空航天制造业总产值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在时间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新产品产值很好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并未成为促进航空航天制造业新产品产值增加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也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关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代表性研究有：王晓婷和邹昭晞（2017）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作者研究发现，从研发、生产、服务三个环节考察，京津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分工已经呈现出如下趋势：北京主要以研发为主，并向运营服务领域延展；天津和河北主要定位于生产领域，逐步建立健全生产加工基地。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下，为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实现更好的协同发展，需要着重强化以政策引导明确产业定位，加强合作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共生的生态型产业组织，构建支撑体系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四个关键环节。冯良清等（2015）通过分析航空装备产业服务型制造的价值链结构及价值创造，揭示了航空装备产业服务型制造的价值空间，归纳了航空装备产业全面协同创新思路，提出了“全产业链—全要素—全过程—模块化协同”的“三全一协同”创新模式，然后以波音公司为例诠释了服务型制造及全面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实际应用，并提出了中国航空装备产业服务型制造与全面协同创新发展的策略建议。

关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策，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刘博（2016）认为“市场失灵”引起的正外部性问题与“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是制约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绩效的内外根源，而财税政策与管理者报酬常常被用作破解两大难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作者以中国上市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与管理者报酬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研究发现：（1）管理者年薪与股权报酬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和显著的互补效应；（2）所得税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互补效应不显著；（3）财税政策与管理者报酬对企业绩效具有复杂的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

关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包括创新能力的评价、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等，相应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郭鸿雁（2016）采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航空航天业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运用2000—2014年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专利数据，并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航空航天业创新能力的动态演进与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航空航天业创新能力在2000—2014年经历了三个阶段跃迁：较低水平阶段（2000—2007年）、中等水平阶段（2008—2011年）、较高水平阶段（2012—2014年），两次突变时点分别为2008年与2012年；当前航空航天业创新能力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以及阶梯状分布特征，该特征与产业资源禀赋因素密切相关。张近乐和刘恬（2012）运用SFA方法，以2001—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对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技术效率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影响技术效率的相关因素，主要结论有：从整体上看，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实际产出远没有达到最优产出，技术效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提升空间依然很大；在增加资源的投入方面，应当注重提高高素质人员的配置效率，以保证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和R&D经费的使用效果；出口交货值系数是对技术效率影响很大的因素，出口交货值较高的地区，其产品竞争力和技术含量较高，因而技术效率也相对偏高；航空航天制造企业在不断提高高技术能力的同时，必须兼顾管理水平的提升。张近乐和赵娟（2014）基于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2006—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环境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人才环境和政策环境对其科技创新能力均有显著但程度不同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强，政策环境与人才环境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最后，作者认为应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增大经费投入，发挥政府调控服务作用，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来提升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关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张勇军（2017）通过文献梳理和总结，首先界定和解析了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找出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作者进一步结合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自身的特点，确定了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作者构建了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初选指标体系，并采用群组决策特征根法对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关键评价指标进行识别，并根据2004—2013年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函数法对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评价结果，提出了提升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以及建议。何平等（2017）结合航空航天制造业特点，从资源、技术以及市场三个维度对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资源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省域分布视角对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整体在逐步提升，但是资源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在各省域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最后，作者从相关政策、经费投入、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进程四个方面提出了提升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

2.1.4.2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研究

首先，不少学者对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两化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林莉等（2012）分析了两化融合的内涵及层次，对竞争优势理论进行追溯，并以“钻石模型”和“价值链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两化融合促进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理。陈明和葛继平（2010）基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的两化融合发展涉及技术、管理、人力的发展及重新组合配置，分析了当前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存在认识误区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两化融合的四个基本目标，并给出了五个方面的实施路径。林莉等（2012）认为“信息装备及技术”与“管理”的“双轮”协同驱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有助于促进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由大变强。作者从分析URP（整合资源计划）管理模式入手，探索信息化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作用机理，提出了URP环境下推进信息化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路径。葛继平等（2010）在对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典型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中国信息化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成效，剖析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客观地阐释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两化融合的现实情况，并提出了推进信息化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具体策略。

其次，一些学者对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林莉和王咚（2013）在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市场竞争升级、中国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及其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适合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路径。陈巧和田晖（2017）对新常态下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产业的“走出去”战略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存在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海外市场产业培育融资困难和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要想更好地实施城市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战略，应完善企业管控模式和营销机制、设立政企合作的PPP融资平台、整合资源深耕重点区域市场、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海外品牌文化融合传播。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型道路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施锦芳和郑晨（2017）分析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和贸易结构，通过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影响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出对各样本国的出口潜力，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就如何促进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加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加强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合作，推动零配件产业发展、明确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出口战略市场和路径，加快实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战略。

第三是关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比如，隋映辉和于喜展（2015）通过对中国轨道制造创新发展的回顾，总结了中国轨道制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轨迹，解析了国内外创新资源及体制比较优势，构筑了系统创新平台，形成了战略重组布局与独特转型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加速推进中国轨道交通制造发展的对策：以体制比较优势，提升系统创新；以市场需求对接，加大政策扶持；以服务网络建设，实现关键配套；以产业布局完善，带动集聚转型；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持续能力。林莉等（2014）分析了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当前在技术创新层面的不足之处，通过对自主创新路径图的分析，从创新源泉、创新实施、创新成果管理三个阶段分析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问题，为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借鉴。(www.xing528.com)

第四是关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问题，比如，林莉和李博达（2012）从分析全球制造网络的负面效应入手，探讨了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技术、结构和市场战略三个方面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高素英等（2016）认为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格局的优先方向和必然途径。作者基于此对轨道交通产业的构建模式展开质性研究，同时运用合作博弈理论中Shapley值法定量检验主体企业间利益分配情况，以考察当前区域内企业间分配均衡程度，探索通过构筑产业链组织形式优化三地轨道交通产业协同发展的治理路径。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内轨道交通产业正逐步协调完善，北京和天津间利益分配趋向合理，河北省虽实力依然相对薄弱，但发展迅速，三地产业合作程度正逐步提高。区域内应继续秉承完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的思想，以京津双核带动区域三地，通过产业协同促进其他方面协同以实现区域一体化。

2.1.4.3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研究

关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主要沿着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供应链的管理问题。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中，由于很多零件都是相互匹配的，如果一家供应商供货不及时，造成装配无法完成，最终延误工期，会造成海工企业成本成倍增加，这就决定了海洋工程装备供应链不同于一般产业供应链。苏昆等（2013）从上游供应商供货不确定性及海洋工程装备供应链特点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激励措施的海洋工程装备供应链协同模型，在JIT供货系统下，提出利用激励措施来调节供应商的供货提前期，保证供应商准时交货，增加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协同性，使海洋工程装备供应链总成本最优。苏昆等（2013）也认为，海洋工程装备供应链是一条复杂的网状供应链，而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是供应链优化的基础。作者通过建立合作伙伴选择模型，利用自适应遗传算法模拟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来选择合作伙伴，从而促进海洋工程装备健康、持续发展，最后通过一个案例对合作伙伴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二是关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比如，吴小东和黄剑锋（2013）基于“钻石模型”构建了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关联因素指标体系，并利用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东五省市的数据计算关联因素指标与海工装备市场业绩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表明，企业国际化、与海洋油气企业建立产业联盟、大型企业集团化、开设海工装备专业的高校数量（相对于仅扩大招生数量）、发展船舶配套产业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强有力因素；目前存在产业与金融业结合不紧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业体系不健全、船舶业与海工装备业产业规模悬殊等问题。最后，据此提出了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发展对策。吴小东等（2015）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发展问题，利用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分析了产业发展问题的性质和相对地位，在此基础上，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了产业问题的相互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作用不到位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关键和共性技术缺乏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产融结合不紧密与缺乏产业自主技术相互影响，制造服务产业体系不健全和产业联盟程度低是制约产业技术创新和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占有率低和国际市场认可度低是产业的最终结果问题。最后作者基于产业发展问题的分析，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产业发展对策。

三是关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政府规制研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一般临海选址，生产运营过程中一旦出现事故或污染，会造成很大范围的影响。政府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利益，需实施环境管制，积极处理出现问题的企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的退出过程是政府与企业间的演化博弈过程，贾向锋等（2014）遵循演化博弈的基本原理，构建了演化博弈模型，着重分析了影响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因素，构建了不同策略下参与主体的支付函数，并建立了相应的复制动态方程，寻求演化稳定策略。结论认为，政府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的鼓励资助措施对其退出具有关键的影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退出的博弈行动决策与政府的鼓励资助力度大小有直接正向关系，同时其博弈行动策略反过来也对政府的博弈行动策略产生影响。如果政府依据国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划与政策而采用合理的退出机制，实现博弈参与者的帕累托最优均衡是可行的。程逸飞和贾向锋（2014）也认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具有准公共性、自然垄断、外部性和网络经济性等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规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界限不清、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结构不合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的环境规制缺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缺乏相应的价格规制等。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提高政府规制效率的对策：合理界定政府管制边界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建立政府规制成本收益模型并提高政府规制效率、进一步完善政府规制体系并实现政策合力效应。

2.1.4.4　卫星及应用产业的发展研究

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栾恩杰等（2016）在对卫星及应用产业的概念及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卫星及应用产业的总体情况、关键产品、产业链及产业环境，通过剖析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内外卫星及应用产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促进中国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加快重大工程实施，加强项目应用示范；完善产业政策环境，保障长期稳定发展；坚持军民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商业航天；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升国际市场份额。薛楠和姜溪（2016）在流通和卫星应用产业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流通视角对京津冀地区卫星应用产业的现状和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提出实现政府投资的卫星数据的流通共享、新兴卫星技术与商业模式协同创新、京津冀互补发展的建议，从而促进生产要素流通，推进京津冀卫星应用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刘威（2017）指出，近些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科技水平不断地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卫星技术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的不断扶持，进步空间不断增加。但是长期以来卫星产业由于缺乏相关的品牌建设意识，进一步约束了卫星应用产业的发展。作者提出了发挥品牌优势，推动应用卫星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强宣传推广力度，增强品牌的知名度；为了推动卫星应用产业品牌优势的发挥，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引导和积极推动；要依据相应的品牌优势，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品牌文化。赵轩（2016）指出，把握卫星应用产业良好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提升企业领导者的核心领导力，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打造以领军人才为核心、骨干人才为支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核心人才队伍，助力卫星应用产业化发展。

2.1.4.5　智能制造装备业的发展研究

关于智能制造装备业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上。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媛媛和宗伟（2016）研究了中国智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发展迅速，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并已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扶植政策，保障了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但中国智能制造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整体制造业水平不高，发展协同性不够；智能制造基础理论和技术体系建设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制造业精英人才缺失，政策支撑体系有待完善，等等。为此，在今后的智能制造业发展中要加强顶层设计及统筹协调，建立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联盟；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智能制造基础理论体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及标准体系的攻关；建立全新的人才培训体系，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策支撑体系。王影和冷单（2015）首先分析了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发展现状，然后重点分析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现存问题，主要包括核心智能部件与整机发展不同步、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国外差距较大、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部分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隐患、缺乏统计口径和产业标准、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尚未建成等。认为今后应采取的措施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完善产业创新体系，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和引进创新型人才；创新产业管理模式，完善产业发展环境等，从而促进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张文利和周友良（2016）认为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背景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面临企业认识不足、整体技术水平落后、资金投入高风险和结构性缺工现象明显等问题。为促进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发展，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采取相应的直接、间接或并举的调控路径。同时，还要大力培育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基地，持续推进“机器换人”计划，加大智能制造装备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资金扶持政策，积极搭建第三方平台。李海海和苗龙（2016）认为，针对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军民融合推动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的机制，认为主要是通过科技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组织融合、产业融合等，推动信息、技术、人才、设施、服务市场等资源在两大体系之间共享共用和渗透兼容。最后作者从构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优化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军民融合产业组织结构、加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军民市场对接、夯实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军民融合的制度基础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