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宏观微观、不同的视角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2.1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研究
不少学者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其中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任春华(2012)研究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0年的模仿阶段,利用苏联的装备技术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960—198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以后的依赖进口阶段。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有了较大的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9年发布《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2011)》,2010年国务院将高端装备制造业定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之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武永娜(2016)从总体规模、产业集群、配套水平、研发能力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并指出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利润率低和产业集群效果不明显。吴雷(2015)认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格局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中国创造;基础配套设施、服务体系落后,缺乏对装备主机强有力的支撑;产业体系不健全,产业规模小,产品可靠性低等。
程楠等(2014)分析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初具产业规模,部分产品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若干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聚区正在形成。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将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焦点,内需市场继续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高端装备自主化步伐明显加快,企业并购重组和战略合作趋势更加凸显,海工装备、金属增材制造、机器人将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增长点。
2.1.2.2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研究
这个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有:施炎(2016)通过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13年的数据,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差异、空间集聚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有:高端装备制造业各子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在各省的分布较为平均,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各省份,另外,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六个区域间的差异水平低于区域内各省间的差异水平,即随着研究单元的缩小,差异程度不断増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处于低度空间集聚水平,卫星及应用产业处于中度空间集聚水平,航空装备产业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处于高度空间集聚水平。高端装备制造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是企业在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等外在因素影响下,在某些区域中集中选址而形成的;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产业集聚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李岩等(2014)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标准,通过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统计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区位熵方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在全国31个省(市区)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业各项指标增长速度总体看来比较明显,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发展比较快的产业。从区域分布看,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陕西、天津、贵州、江西、四川、辽宁和北京。
唐铁球(2015)也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数量空间分布还是从密度分布上看,不同地区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空间结构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但动态地看,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分布差异在逐渐缩小,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变异系数由2011年的1.28降低到了2014年的1.13。
2.1.2.3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包括:盛新宇和刘向丽(2017)借助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对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综合起来看,日本、德国的竞争力最强,美国在逐渐衰落,中国正在快速追赶之中。日本国内支持产业的稳定发展、国内外需求条件的改善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德国高级要素以及制造业的平稳发展保证了德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稳定与较高水平。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仍然不高,高级生产要素投入、高科技产业、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是主要原因,国外需求的改善以及全球化环境的改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佳(2011)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专门化指数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4个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的贸易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轨道交通装备的贸易竞争力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航空航天的贸易竞争力在近10年间都未得到有效的提高。从出口国家来看,中国高端装备主要出口亚洲的韩国、日本、北美洲的美国以及欧洲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而对非洲国家的出口量很小。
姜永胜(2014)则运用复旦大学芮明杰教授的修正钻石模型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较好较快的成长和发展,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以及国内强劲的需求也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商机。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欠缺的问题比较突出,专利转化与保护也存在众多的问题有待解决。另一方面,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提供零配件的上游产业不能为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也削弱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www.xing528.com)
张晓东等(2015)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总体发展迅速,出口增速高;高端装备国内市场供给总体比例不高;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进口额度呈高速增长的趋势;高端装备制造业部分领域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中国高端装备的出口地理方向愈加广阔。作者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瓶颈: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逆向研发难以保证基础原创技术的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技术掌握数量与装备制造强国差距明显;传统高端装备制造强国对国际市场的先机占领优势对中国企业形成排挤;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国内分工网络不发达,国际竞争严重受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人才储备极为短缺;国际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多。
盛新宇(2017)对20国集团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含量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中国、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并没有如其出口绝对数量一样占据领先地位,欧美发达国家依旧保有产业优势,但中国是2015年唯一一个出口技术含量没有下降的国家。作者进一步借助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20国集团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差异化进行分析,发现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各国市场需求的区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产业深化改革和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是各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2.1.2.4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经营绩效评价研究
有部分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从微观角度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经营绩效进行了评价。比如,王灵(2012)以中国76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突变级数理论(CPM),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成长性迸行了深入评价,研究发现: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成长性综合得分均值接近0.9,表明现阶段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成长状况良好,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其中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五大细分领域中,高铁及轨道交通设备领域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最强,智能制造装备领域次之,而航空装备领域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最弱;目前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较差。其中,现金实力得分均值最高,表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金较为充足,融资能力较强,但发展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市场预期和企业规模能力得分均值均不足0.6水平,反映出现阶段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发展水平较低、资产周转速度低、资产管理水平较差、市场预见性差、抵御风险能力不足以及企业整体规模偏低等突出特征。
陈伟和刘强(2017)构建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然后结合实际数据,运用DEA的方法,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收益及投影分析4个方面对中国30家典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整体水平较好,部分企业经营效率值偏低。
徐丹丹等(2017)以高端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分类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DEA方法对38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样本企业在2013—2015年间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进行评测,主要结论有:38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率要优于社会效率,高端装备制造业在社会效率的优化方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五大细分领域无论在经济效率上还是社会效率上均有较大差异,各领域的发展较不平衡,其中航空装备领域、卫星制造与应用领域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均排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前列,海洋装备领域和智能制造领域的综合效率表现较为欠佳。
刘芳和王宇露(2017)也采用Meta-Frontier-Bootstrap-DEA技术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算,该方法避免了传统DEA方法未考虑决策单元生产技术的行业差异、存在偏差等不足,计算结果通过了群组异质性检验和Bootstrap技术纠偏效果检验,能够反映企业在各自行业生产技术水平下的真实效率水平,且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和稳健。测算结果表明,先进轨道交通设备、农机装备两个行业位于技术水平效高区域,是七大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中综合情况最好的行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两个行业位于技劣效均区域,其生产技术是制约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航空航天装备位于技平效均区域,虽无短板但缺乏优势;电力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两个行业位于技优效低区域,行业效率低下成为制约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
上述这些代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如表2.1所示。
表2.1 代表性学者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绩效评价的研究结论
资料来源:[1]王灵.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D].合肥:安徽大学,2012.
[2]陈伟,刘强. 基于DEA方法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7(3):56-63.
[3]徐丹丹,曾章备,董莹. 基于效率评价视角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实现路径研究——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7(7):182-192.
[4]刘芳,王宇露. 基于Meta-Frontier-Bootstrap-DEA方法的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效率测度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6):92-98.
另外,还有学者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陈昊洁和韩丽娜(2017)从产业运行环境、国际竞争力、对外依存度、产业发展能力等角度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运行环境处于景气区间,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压力较大,高端装备制造业对外依存度降低,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现存的问题,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生存发展压力不断加大、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能力仍需继续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等。彭中文和倪佳杰(2014)通过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以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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