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最早进行马铃薯记录的为万历朝进士蒋一葵，其在所著的《长安客话》中记载：“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万历朝另一文人徐渭也有一首题为《土豆》的五律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说明马铃薯在万历年间已经开始种植。农学大师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对马铃薯有所描述：“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万历以后，马铃薯逐渐跻身宫廷美食，明代晚期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正月十六之后的宫中灯市中就能看到“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但是这一时期马铃薯尚未普遍种植，只能作为较为稀有的蔬菜出现在达官贵人的餐桌上，普通老百姓很难品尝到。到了明清之际，一方面由于马铃薯本身对于土壤肥力要求不高，所需要的栽种技术普通老百姓也基本能掌握，加上其产量比传统蔬菜高许多，因此很容易被人们接受，马铃薯也由权贵美食转向普通人的餐桌。特别是在清朝建立后，皇室的蔬菜供应不再是专人进行种植，因此马铃薯的种植方法也就很快扩散到京城周边，特别是天津、河北等京城周边区域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1682年编撰的《畿辅通志》物产部记载了马铃薯相关资料，1685年所出版的《宛平县志》中就提到了“地豆”，说明18世纪中叶马铃薯在京津地区已经广泛种植。在雍正年间，马铃薯在河北一带又被当地农民称之为“地生”，说明马铃薯的种植区域进一步得到扩大。到了清代中叶后，由于社会稳定，多年无战事，人口出现剧增，为了解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粮食问题，人们开始寻求高粱、水稻、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以外的食物，由于马铃薯具有淀粉含量高、产量稳定的特性，很快就被农民优先考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铃薯迎来了种植高峰。到了乾隆年间，开始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鼓励移民垦荒种植，伴随着人口的流动，马铃薯及其种植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应用，甚至在西南、西北地区及陕南高原等一些偏僻地区也开始种植。1700年出版的《松溪县志》提到康熙十八年（1679）县府曾号召民众种植马铃薯，因此在1679—1700年马铃薯在福建也有广泛种植。按汉中知县严如煜所称，嘉庆年间的马铃薯单株普遍可结实数十颗，即使在贫瘠的沟地，通常栽种后也能产出十数石马铃薯，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马铃薯的种植技术相比其他作物来讲已经比较成熟。1848年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记载了马铃薯的素描图，书中描述了不同花色、不同叶形的马铃薯，说明在19世纪前期，我国的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已有大面积种植，并有相当的产量，当时生产上所用的品种也并不单一，并已有压茎栽培和多种食用方法。到道光年间，马铃薯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北部，其后山西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种植马铃薯开始在全国蔚然成风，南至闽粤等地，北至内蒙古、东北，几乎随处可见马铃薯的身影。历经300多年的传播，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外来的马铃薯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时至今日，马铃薯已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国马铃薯的研究工作，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农艺系技师管家骥在1934—1936年从全国各地收集整理马铃薯地方品种，并从英国、美国引进多个优良品种和品系，通过品种比较鉴定等手段，最终选出了卡它丁、七百万、红纹白和黄金4个优良品种，分别在江苏南京、陕西武功和河北定县等地进行示范推广，推广效果比较明显，随后又开展了进一步的引种和品种改良、杂交育种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马铃薯育种与推广应用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铃薯育种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世界各国文化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很多马铃薯种质资源得到引进，育种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地的科研机构和育种专家先后培育出100多个优良品种，生产上有一定推广面积的品种有40余个，并进行了3～4次品种的更新换代，大大减轻了晚疫病、病毒病等严重危害马铃薯生长的病害，通常每个新品种都比原有的生产种增产15%以上，其中所培育出的“克新一号”品种1982年在东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00万亩以上；张家口地区坝上农科所培育的“虎头”品种对晚疫病有较高抗性，产量也比传统主栽品种高30%以上，1983年在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0万亩以上；这些优良品种的培育显著提高了马铃薯的种植效益。在种薯生产方面，1974年已经开始将组织培养技术应用在马铃薯脱毒繁育方面，并且基本建立了原原种、原种和良种的繁育体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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