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不是创新常态：中国创新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很有进益的学习和积累过程。通过对普遍带有碎片化知识特质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做出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的初步观察，尝试思考并理解正在同步颠覆人类认知系统和传统产业体系的新科技及其对生产、消费、投资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梳理并提炼其创新机制、产业技术演进以及产业化模式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后续开展针对新产业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甄选素材，发掘更具延展性的理论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认为，“颠覆”并不是创新的持续性常态，人类更多的创新活动是对既有技术进行渐进式改进、完善和修补。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影响是一个由点到面、荆棘密布的过程，但近年来这一过程呈明显“加速”的态势，“未来产业”群的肖像正不断清晰。同时，处于“纠缠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其“越界”的特征进一步凸显。随着知识深度分解和不断融合，由于通用技术（GPT）支持力增强，建立在新技术之上的产业群以及由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其边界趋于模糊，产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日益突出。在新兴领域中，制造和服务正在加快融为一体，二者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关键点实现了突破，就有可能引领整个产业群的发展。一方面，掌握某一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承接来自不同行业的外包业务，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大数据领域这一特点已经相当鲜明；另一方面，产业融合对原有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规则带来了挑战。另外，技术创新虽然刺激了产业群外延的扩展，但同时也缩短了产业群内部一些产业的生命周期。为应对快速变化、持续纠缠的产业生态，企业需要在特定时期内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战略资源的掌控能力。

还应该看到，尽管现阶段的新科技同属新兴领域，普遍具有颠覆性和应用前景广的特点，并且多数新科技在国防军事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但其产业化程度、未来的市场潜力、资本接入方式、政府政策跟进等方面参差不齐，仍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各路热钱对一些新科技概念的炒作高烧不退，致使其产业化前景蛮烟瘴雨，即便专业人士也如坠云雾。[1]其中，机器人行业虽有不少技术难关尚待攻克，但工业机器人无论是规模总量、增长速度还是领军企业的市场势力等方面，都正在加快向成熟产业演进，成为柔性制造、智能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支撑性硬件产业。同样，凭借“互联网＋”战略导航，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似乎一日千里，超出了此前的一些预判。再如市场上主流VR产品的体验难称完美，但由于资本力量的充分参与，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也已初成规模，产业组织特点初步显现。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脑科学、区块链等技术或产品的市场化、规模化应用，显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各地政府的力推之下，石墨烯等领域提前预热，今后能否避免重蹈产业规模低水平快速扩张的覆辙，应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科技、资本与产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深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资本将科技创新成果的泡沫吹大并不可怕。其实，从泡沫生成再到破灭的洗牌甚至已成为市场经济下新产业兴起和演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但这种盲目挤出造成的浪费往往不会比政府直接配置创新资源导致的问题更严重。[2]企业家和投资者应该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确的判断，相信“独孤求败”除了仰仗变通的实力，还要拥有坚守的定力。

面对纷繁的未知世界，本书可以肯定的结论是，尽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在解放人类头脑的同时，也给人类的智能和体能甚至情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人才是决定“创新”这场生死之战的“奇点”，未来的全球竞争始终是人的竞争。科技和制度作为人类智慧的延展，其意义和复杂程度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现实性和战略性。而且颠覆性创新从来都只是“少数派”的“游戏”，本书涉及的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无一不是大国深度布局、巨头激烈角力的“重竞技场”，他们既是新竞赛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又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在这一结论下，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李约瑟之谜”考问着中华民族对现代人类社会科技创新、知识积累、财富创造、文明传播的贡献。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撇开生产环节，仅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至今鲜见13亿人口大国的原创理念、技术和产品。在过去30余年的压缩式工业化实践中，中国人在学习和模仿之路上走得又快又远，但在新科技、新产业巨浪的涤荡下，跟随战略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是时候面对并攀越“原创”这座横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嵯峨高山了。

从西方科学史和工业史的角度来看，物质财富的膨胀终将使人们摆脱生计之困，获得能够专注于原始创新的“财务自由”。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愿景，无疑为中国开创属于自己的“原创时代”提供了可以期许的物质条件。然而，正如保罗·罗默所论证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人的行为及其对经济利益的决策，只有利益才能支撑知识创造。事实上，人类以“利益”为导向的发明创造，终使自身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既然创新是可以且必须获利的，那么可持续创新的首要前提就是在法律层面清晰界定并有效保障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者权益，这成为中国制造面向新时期全球竞争的关键问题。为此，中国显然需要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而迈出这一步，难度更大、成本更高、风险更多。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回旋空间，但同时也形成了硬件投入和优化的压力。“盯住和追赶”不足以应对这场新科技、新产业的决赛并最终胜出，须有“任子垂沧海之钓”的韬略，方可获得“吞舟大鱼”般的战果。

对于从事行业研究的机构、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意欲进入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说，本书所提供的较为系统的信息和前瞻性判断，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作者追求既严谨又轻快的文风，着意体现新科技、新产业特有的活力，力图激发普通读者与作者共同探求新知识的兴致，并带给他们更多阅读乐趣。(www.xing528.com)

本书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各章之间并没有循着通常意义上的逻辑次序对研究内容进行串联，而是按照作为研究对象的新产业主导技术的英文首字母排序，并尝试拼画出一幅展现未来人类智慧、科技能量和产业生态的真实图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番科技创新大潮中，人类仍有众多“根问题”尚待求索。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不得不从中做出艰难的取舍，甚至对部分领域仅作浅尝辄止的评判。同时，书中选择性研究的对象，由于其发展前景和市场化进展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未来技术路线也处于相对较为频繁的变动之中，故而争议颇多。这既是我们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也为连续跟进和深度研判确立了目标对象。今后，不断完善分析框架、开展可持续研究、推出逐步深化的成果是作者的期待。

杨丹辉执笔

2016年9月北京

[1]杰姬·芬恩和马克·拉斯金诺在Mastering the Hype Cycle:How to Choose the Right Innovation at the Right Time（《精确创新》，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提出了新技术的“炒作曲线”（中译本译为“技术成熟度曲线”），强调在利益推动的预期膨胀下，资本对新技术的炒作“无处不在”。

[2]资本主义具有推动和扩散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站在评判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两个极端的马克思和哈耶克，在这一方面，几乎绝无仅有地形成了相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