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能激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论是历史地看还是辩证地看，一国（地区）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供给和需求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30余年中，针对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改革也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轮番发力，集中解决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突出问题。数轮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就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绝对性而言，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通过高强度、高质量的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将经济总量推上世界第二的高位，赢得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然而，伴随着压缩式的加速工业化和持续的规模扩张，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低水平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库存不断累积，综合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同时，高杠杆化导致了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加剧，实体经济的整体脆弱性进一步被放大。而这些经济运行中的“负能量”使得供给侧再度演化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继而成为中央做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转型升级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正向作用，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决策层和理论界达成了共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确需要来自供给侧的变革，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由于传统领域逐渐失去了投资吸引力，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不明朗、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低端锁定、资本抽离、成本攀升、人才缺失、要素分流”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化解这些难题既要下定“打赢一场优化供给攻坚战”的决心，也要有“开展消除结构性顽疾持久战”的耐心。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重点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短期压力显然更大，中央已确定了具体到各个行业的指标分解和明确的时间表，而“一降一补”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从通常意义上来讲，“实行结构性减税、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政策工具和目标方向，很难做到立竿见影，更具有长效的作用机制和特质。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成效，是考验政府定力和企业决心的难点所在。

总体来看，对于进入下行通道，供给能力和水平与国内外市场需求严重错配的中国经济而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在决策层面不啻是一剂“强心剂”。找准问题，精准发力，无疑有助于自上而下提振信心。但应引起注意的是，当下对中央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存在不同的解读。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作“政策筐”，什么都往里装。部分不符合改革导向的刺激措施，甚至是属于淘汰之列的落后项目，被重新包装后贴上“供给侧改革”的标签，再度投放到各类“十三五规划”之中。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改善供给质量，反而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低端产能。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的主基调，毫不动摇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攻坚克难，破除束缚形成优质供给的桎桔。在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风险加大的巨大压力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更不能自乱阵脚，不该伸的手乱伸，不该出的招乱出，而是要冷静下来，等一等市场的判断，看一看市场的手何时伸、会伸向何处。面对结构转型的种种难题和困境，要深刻理解市场调节的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阶段性特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落在理顺市场信号传导、释放的管道上，放到清除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和阻力上，要坚决杜绝一切打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号干扰市场机制运行，行“计划经济之实”的行为。任何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应激措施，都可能演变为中国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意昧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安排，而需要政府“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企业“自下而上”主动转型之间的双向配合。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最宝贵财富之一是形成了一批初步具备国际竞争意识的市场化企业群体，这一群体对市场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敏感度、耐受力和应对手段。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由逐步弱化再到系统性减失，“中国制造”既受到新兴市场低成本出口的挤压，又要迎接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主导的工业4.0的挑战。在这种“双重钳制”下，企业自主转型意愿普遍增强，正在为挣脱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的束缚而砥砺前行。(www.xing528.com)

现实情况是，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低端产能屡“去”不止、“僵尸”遍野的同时，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悄然转型，一批“隐形冠军”羽翼渐丰，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已经踏出了坚实有力的脚步。在广东、浙江等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地区，如今一边是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空空荡荡的厂房，昔日的繁盛渐行渐远；另一边则是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劳动力，更多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投资重塑成本结构，努力开拓新产业、新市场，依靠科技和模式创新实现转型的亮点不断涌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表明实体经济内部加速分化，而这并不单纯是中国经济固有的“二元结构”的映射，更是转型和创新势力对旧体制的宣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所选择的升级方向，相信企业的转型能力。尽管在新常态下由点到面铺开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但强化新科技、新产业支撑是中国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唯有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切实扩大有效供给，进而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对于优化供给侧的效果而言，“三去一降一补”更多地应该是具有“治病疗伤”的功效。长远来看，创造新的高质量供给才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方向，这需要将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有序地纳入中国经济的供给体系，同时必须有优质要素提供配套。实际上，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是重中之重。因此，从大的方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知识、信息、专业人才等高端要素投入比重偏低的路径和模式进行纠偏，逐步将供给结构优化建立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上，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但应该看到，把被锁定在低端供给的要素配置到新的供给体系之中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更需要大规模、高效率的投入，甚至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其中，劳动力要素提质的任务尤为复杂而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东部沿海地区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的农民工默默收拾行装，或返乡或转到其他地区的工厂试工，不想给政府“添乱”，甚至不知如何给政府添乱的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低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而这种社会成本放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下，却很难忽略不计。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的经验来看，开展形式多样的转岗培训以满足优质供给所需的职业技能、薪资水平是重要步骤，今后应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投入和承担。

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机制能够真正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落后产能中的“僵尸企业”绝不会残喘至今。但必须承认，只要涉及人的问题，必然会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也成为一些资源型产业高度集中地区的地方政府推动“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落实去产能目标的最大顾虑和障碍。因此，应高度重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做好中央财政资金安排和投放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的接续替代产业，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形成发展的新动能，这恰恰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清除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障碍，为转岗分流和再就业提供更大的空间，进而有效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另一个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重要步骤则是如何同步设计与之匹配的需求侧政策。中央将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下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考虑到经济下行对就业和消费的影响有一定时滞，消费对经济贡献持续攀升的局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存在争议。但未来如果不能适时、适度、有效地刺激消费，那么可以预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将很难消纳因中国供给侧升级所释放出的又一波产能巨浪，更难以为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提供规模化的需求支撑。一旦形成只开花不结果或者空中楼阁式的供给架构，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市场的危害，则有可能远超此轮低成本过剩产能这柄尚能称为“双刃剑”的威力。因此，切不可忽视需求侧自身的深度调整以及供求之间的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同步对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丰富制度供给，通过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引导消费升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力的政策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