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积淀还是失语？

近年来，不难观察到一个现象：面对渐呈群体式爆发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经济学家对此的解读却并没有太多“新意”。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依然是学术界应对科技变革和新工业革命的“本钱”，而事实上这一理论毕竟已提出了百年。对于这一轮科技创新及其成果，毋庸置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仍然显现出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具备公认的基础性解释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这样一个华贵的“旧瓶”，经济学家们也没能装进多少滋味醇厚的“新酒”。我们不无尴尬地看到，对于传统创新理论的延展和工具量化，经济学家们并未拿出多少有分量的成果。而对于管理学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克里斯坦森创立的“破坏性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经济学家们虽然屡屡将其用作诠释创新活动的关键词，但是如何将这一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逻辑框架，相关研究的进展尚有提升空间。再就是针对政府在新工业革命下角色和作用的问题，基于产业政策层面的讨论，虽然表面上争议不绝于耳，热闹非凡，但争议的依据更多的却是老调重弹，政策工具创新乏善可陈。

尽管哈耶克早就指出：“在谈论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有许多事实是无法计算的⋯⋯”[1]但经济学的量化工具还是越玩越精致。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学科方法论建设日臻完善，被“包装”得更像是一门科学的同时，经济学似乎已逐渐偏离了思想性和问题导向的“初心”，正在快速沦为自说自话、几近闭合的圈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其“无用化”的印象。也许这一判断有失客观全面，但笔者认为，面对持续高涨的科技大潮和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特别是科技与产业的“纠缠态”，主流经济学开创性理论研究的步伐即便不是明显滞后，也难免表现出一定的“无力感”。长此以往，恐有话语权弱化之忧。

当然，新科技中涉及的很多知识及对其的评判，都超越了技术、产业甚至纯粹意义上经济行为的层面，现有经济学理论已经很难独立做出解读。主流经济学“失语”，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尽管这种多样化的探索能否固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体系性知识，学术界仍存疑。目前，开展多样化尝试并取得成功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横空出世”的《21世纪资本论》。这部在业内外皆吸足眼球和赚够人气的“鸿篇巨著”，试图还原经济活动中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本来面目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初始逻辑，进而论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学需要解决却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皮凯蒂这本颇为扎实的著作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发散性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种令经济学家们感到汗颜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其“下游产业”。其实，自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破坏性”影响以来，由于对一些前沿科技及其产业化模式的走向错失引领性的分析，以“四大”为代表的咨询业，其头顶上的光环在近年呈现出略显“暗淡”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顶级咨询公司的薪资水平高位徘徊，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亦不如之前。互联网对传统咨询行业的冲击还表现为：改变了其客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成本，使以往的专业化知识积累及相关服务提供的门槛随之降低，进而导致专业咨询服务的价值弱化。当然，这种现状也与咨询业大公司随着业务规模扩张，特别是将业务触角不断伸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不得不吸收更加多样化的人才有关。

本质上讲，以演绎为基本逻辑特征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成果在先导性上似乎先天不足，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学成为“显学”。自凯恩斯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创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尽管预测结果背离经济运行实际几乎已成为“常态”，且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都备受诟病，却仍无法撼动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和权威。究其原因，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进程虽有起伏，但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却始终有力地支撑着这一学科的活跃度，而且大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仍然深信根据经济学理论，通过对经济周期实施调控，能够解决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的基本问题。然而，面对迟迟走不出危机阴影的全球宏观经济以及主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首尾难顾的局面，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也深感失望和忧虑，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了“Trouble”。（麻烦）。[2]

关于经济学实用性的最近一次正向检验结果发生在华尔街，也“终结”在华尔街。20世纪60～90年代，30余年金融理论的持续创新及其在资产估值、期权定价、投资组合等方面做出的突破性贡献，不仅成就了夏普、马科维茨、米勒、斯科尔斯、默顿、阿克尔洛夫等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引爆了所谓的“第一次华尔街革命”，为美国金融业乃至整个虚拟经济缔造了近20年的繁荣。如今，浮华渐散，被金融危机重重捅了一刀的华尔街失血过多，而“女王之问”[3]也使经济学家无言以对，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价值。即使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以理论创新为引领的金融业依旧是美国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部门，其理念、技术、规模、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只能望其项背。(www.xing528.com)

由此，似乎不应过于悲观，而是有理由相信暂时性的“失语”可能只是经济学的蛰伏或积淀，“补妆”只为更精彩地“返场”。当新科技助力消费行为由传统的“拥有＋消耗”转变为“使用＋体验”，当物联网重塑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关联方式，当区块链的理念和技术架构描绘出最接近完全市场化的图景，当“机器取代人类”演绎又一场资本盛宴、冲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当大数据改变着企业的资产结构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构成，经济学的不少分支学科都将迎来丰富的创新素材和重大的理论命题。一方面，有关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竞争范式、组织结构、市场势力形成与分配等问题，仍可以期待经典产业组织理论做出拓展性的解析；另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标准制定、市场规范以及政策目标方向等更为现实的问题，则需要经济学家能尽快跳脱看客的角色，适当修正过度工具化的“清高”，踏踏实实地深入研究、发现规律，创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指导工业4.0时代风云际会的经济实践。

[1]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演讲，指出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成功，可能与严格效仿自然科学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在研究复杂现象时能够获得的数据十分有限，而那些只接受所谓科学证据的研究者，对于经济学中无法量化的事实不屑一顾，认为只有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唯一相关的。

[2]2016年9月，刚刚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两个月的罗默（Paul Romer）推出了一篇题为“The Trouble of Marc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的文章（刊发在The American Economist）。罗默在文中承认在过去30年中，宏观经济学出现了倒退，并忧心忡忡地指出宏观经济学研究及其结论普遍日益脱离现实、偏航科学的状况，而更糟糕的是不少经济学家对此并不在意，甚至盲目追捧学术权威的一些错误论断。基于对“科学和启蒙精神乃人类最重要成就”的坚守，罗默（作为诺奖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在文章最后掷地有声地抛出了令其配得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宣言：“If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betraying science and betraying a friend，I hope I should have the guts to betray my friend.”——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

[3]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曾经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这一提问被称为“女王之问”，直指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重大风险失于预判的窘境。针对“女王之问”，英国社会科学院于2009年7月26日召开专题论坛，邀请来自商界、伦敦市、相关监管机构、学术界及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会后，英国学术院院士Tim Besley（蒂姆·贝斯利）教授和Peter Hennessy（彼得·享尼斯）教授在呈交女王的信函中对论坛的讨论结果进行了梳理，并对“女王之问”做出了回应。信中虽然指出有部分专家学者预见到了危机，但也承认没有人准确预测出金融危机具体发生形式、时间及其危害程度，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两位教授向女王“承诺”英国社会科学院将积极致力于发展出一套多部门联动、全新、共享的大局观能力，从而使女王“再也无须”问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