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如下问题:

（1）农村土地流转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用途的非农化和非粮化。一些地方土地连片流转后，尤其是转给一些企业的时候，一些地方规定企业可以将土地的一定比例用作建设管理用房，这些管理用地被建设成农家乐、会议中心、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示范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业科技博览园等，从事休闲娱乐等活动（赵丙奇，2011）。实际上这些建设土地慢慢地就会改变其农业用途，出现非农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李学文、张蔚文等，2020）。由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土地流转成本过高，不少转入方为了获得较高利润，往往倾向于改变种植结构，将转入的耕地用来生产经济作物或水果蔬菜等，不再生产粮食，出现了非粮化（蔡瑞林、陈万明等，2015）。

（2）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随意性大，不规范。不少研究中都指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自发流转、私下流转，主要是口头协议，没有正规的签订合同。有一些虽然签订了合同，内容简单，双方的权力义务等规定不清楚（公茂刚、王学真等，2019）。我国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对于流转的主体范围、流转具体程序、流转管理等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土地流转不规范。这种不规范主要存在于农户之间自发的流转，通过中介组织进行流转的通常较为规范。

（3）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土地是一种不动产，无法在空间上自由流通，不能像正常动产样自由流动自发形成市场。不动产交易市场主要依赖供求信息的撮合。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分散的农户所有，转入和转出信息分散于不同农户，没有一个市场信息与价格形成机制，供求关系的形成没有充分体现市场规律。一些交易的形成仍然是一种偶然的或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在发挥作用。一些有基层政府参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依靠的是行政手段，具体流转的价格形成也不是通过市场形成或科学的估算（郜亮亮，2020）。(www.xing528.com)

（4）一些在行政主导下的流转模式，农民利益被损害。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是个笼统的概念，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损创造了条件，不同层级的基层政府都有可能参与到土地流转中。由于政府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性，他们也想从土地流转中谋利，结果农民的利益保护不足。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农民利益的保护做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具体监督成本太高或无法监督，普通农民在与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博弈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利益受损时有发生（李坤、唐琳等，2019）。

（5）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虽然弱化，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仍然重要，在一些地方土地的财产价值日益显现，土地流转普遍存在（贺苏园、桂华，2017）。对于农民来说，土地除了提供收入还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虽然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增多。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水平是比较低的，并且农民外出务工也是“候鸟式迁徙”，当经济形势不好，就业机会减少时仍然需要回到农村。因此处于风险防范的考虑，不少农户不愿意轻易流转土地（贺雪峰，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