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码改革开放到现世奇观：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孙懿、赵方：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

周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在物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都大幅提升，1979—2008年中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增长10倍多；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0.8%，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1978—2008年，平均每天创造的国民总收入增长了81倍。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财政、货币及社会保障体制）及市场体系（包括商品、要素和产权等诸多市场）的初步建立，理顺了政府、企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方面，农村与城市实现着深刻的制度转变，激发起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活力，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推动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中，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渐进的制度创新，不断放宽对资源利用的制度约束，进而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中国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而内部生成和外部引进的技术进步又促使经济效率提升，这两点在现实中决定了中国经济奇迹产生。

因此，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孙懿、赵方：现在回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遵循了什么样的发展逻辑？

周文：经济发展的逻辑从经济学理论上看，主要遵循了分工、价值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发展逻辑。

首先，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揭示了分工的三个方面的经济效应：专业化效应、低成本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进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而未来主要应该是充分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按照古典经济学中的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正是因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吸收加工制造产业的向内转移，才有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至今，中国已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由此而来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也已在中国出现。因此下一步，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动力。

其次，全球价值链理论则表明，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在价值链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集群产业主要嵌入于零部件生产、加工制造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而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则被国外企业所控制。因此，从中观的角度，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分别向上游和下游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以及内需不足等问题。(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价值链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根据价值链理论，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售后服务等各种增值活动。上游环节（如研发、设计）和下游环节（如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在全球经济利润的这块“巨大蛋糕”上，利益分配是非均匀的，创造高附加值的环节的集群产业分得超大比例的收益，而创造低附加值环节的集群产业则收益微薄。

中国在大多数产业中，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零部件及装配等环节，形成以贴牌生产为主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制造成商品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产品的附加值与上下游环节相比要小很多，产品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上下游环节所占有。这样，在消耗大量的资源并付出无数劳工的血汗之后，中国的GDP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企业利润低微，劳动者的收入也无法提高，因而实际的社会福利增进有限。因此，从中观的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当前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向上高利润的下游环节拓展。

当集群产业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以及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之后，一方面，单纯依靠资源扩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自然能得以转变；另一方面，由于产品附加值增加，不仅企业的利润率增加，而且单位劳动的产出也上升，从而劳动者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福利增加；此外，国内居民收入增加，还能够增加消费扩大内需，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最后，创新理论揭示了创新是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方式。只有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因为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上下游的厂商不可能主动将其核心技术拱手相让，中国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通往经济转型的机会窗口。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同一物，称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包括：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另外，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因此，“分工—价值—创新”对于中国的发展逻辑如下：斯密定理阐明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已经在国际分工的参与中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揭示出，中国当前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间制造环节，但中间环节的价值增值低，这是当前消耗大量资源换取GDP增长，但社会福利却不能相应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中观的角度，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而从创新理论角度，对于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的拓展，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为占据利润制高点的领先企业，不可能将他们的核心技术拱手相让。所以，从微观角度，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升级的机会窗口。可以想见，当中国的企业能够逐渐掌握升级的核心技术，进而集群产业都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从而改变“两头在外”的格局。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自然能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