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经济模式指导中国特色发展

主持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把视野从国际范围切换到中国范围再继续讨论：经济学模式的多元化，如何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建设？

孟捷教授：我想接着演化经济学再谈一点。演化经济学不仅谈到了创新问题，还谈到了创新所派生的各种多样性，包括制度多样性、技术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等。这些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来谈很有意思，尤其是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后，讨论这些问题就更有意味。

贾根良教授：从理论上来看，讨论多样性是进行演化和创新研究的基础。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实则是将美国模式视作最为理想的模式，但在现实中，美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模式的弊端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支配。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早就被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批判过。如果不承认多样性，创新问题就没办法处理。从现实问题来看，这种多样性广为存在，如瑞典模式、日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等。只有对多样性进行探讨，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左大培研究员：我对当代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做了一些归纳，即美国是自由市场的典型、法国是政府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整个北欧是福利国家、德国和日本被称作集体协调的市场。

主持人：由左老师的讨论我悟到了一个问题：国家的文化土壤导致了行为选择。在中国这种文化土壤下，哪种模式会更适合？

左大培研究员：中国可能更接近法国。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就得走法国这条路。法国不仅有政府计划，而且大企业都带有国有性质，和中国非常接近。法国是欧洲最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有一点，法国的家族主义盛行，这是福山的一个假说。中国要解决现代化问题，要走法国的道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只有美国制度最好。不过，如果美国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为什么要有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国的计划指导？为什么要有日本的集体主义？

孟捷教授：左教授刚才谈到，中国模式收敛于法国。但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自己走过弯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则命题实则来源于新古典，即把效率和公平视作二律背反了。我们翻译了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这本书把公平和效率画成一个二维坐标图，横轴取公平，纵轴取效率，公平用基尼系数表示，效率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表示。结果美国的公平和效率水平都低，而北欧国家的这两个指标都高，大陆国家的公平和效率水平在中间。从这个简单的经验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公平和效率的组合有三种模式：美国、北欧国家和大陆国家。这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这些国家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但是抽象规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发生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之中的。当我们观察中国的现实时，很多现象不应该如自由主义那样，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的规律抽象地、自动地起作用。

比如说，支撑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以低廉的成本将产品卖到美国市场，这个秘密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进城务工人员的现象。中国劳动市场的出现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进城务工人员本身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市场自发产生的结果，而是制度构建的因素，即进城务工人员的“半无产阶级化”。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他的工资只需覆盖其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这是成本低廉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与跨国公司对接的原因。当然还有原因，为什么会有“半无产阶级化”？因为，在经济学上进城务工人员正式进入了雇佣的关系，但在法律上没有正式的雇佣合约。可以说劳动力市场表面上是高度自由、缺乏管制的，表面上符合自由市场的原理，但是看到进城务工人员的现象，就会发现，这实际上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进城务工人员的现象完全是制度的构建。什么是进城务工人员？他的职业是工人，但是他的身份是农民，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户口制度。在一个自由市场的模型中，这种制度是没有的。所以一个表面上看似符合自由市场运作原理的现象，背后完全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实际上是另一套逻辑。

周文教授：接着左大培所说的那句话来谈。左老师说中国的模式更接近于法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理论本身，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国情，一种理论反映了一个模式。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实则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市场体制下。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情况。尽管左老师刚才说中国模式更接近于法国，但中国与法国之间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法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同样的一个理论，可以解释法国的现象，但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的问题，二是转型的问题。法国一开始就构建了市场体制，中国原来是计划体制，现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法国不一样。一方面，我们有经济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诸多的社会问题。

刚才孟捷教授所讲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国模式构建中所做的贡献，实则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产生，不仅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因素，而且由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的任务不同，不同的任务也不断演化出各种社会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好一个市场体制，那么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市场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体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市场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关注的点由市场转向市民，即孟捷教授所说的进城务工人员问题。一个理论反映的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应当由不同的理论去反映。所以，中国模式肯定不能由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解释，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解释不了。而且，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能掩盖经济学发展的多元性。这就又回到了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多元化问题。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是构建在一个完全的、成熟的市场体制之上。事实上，今天看来，除了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市场化体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与美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用一个理论去解决众多的现实问题，是不可能的，也办不到的。

主持人：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肯定不能太多元化。

左大培研究员：我谈谈这件事情吧。从一个现象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论根本就是错的，就我们现在所讲的“民工荒”。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个“民工荒”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工资是企业和工人自行决定的，政府没有管工资。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应当有一个均衡的工资水平，所有接受这一工资的人都找得到工作，企业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上想雇多少人都雇得到。“民工荒”则是说，在企业开出的现有工资水平下招不到人。对这个问题，西方主流是知道的，它做了补充。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劳动市场的人，这三位诺奖得主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摩擦。现在南方的很多人也在强调这一点：在现行工资上，一方面，企业找不到工人，但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的人其实比企业的空位还多，但是劳动者和职位无法匹配。比如，企业要一个车工，劳动者是一个钳工，匹配不上，等等。但是，这个学说在西方主流中算是一个补充，它不想推翻新古典的均衡框架。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按照主流框架研究企业的美国学者逐渐都发现：劳动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想招谁就招得到的，企业需要有特定技能的员工。最后他们提出一个内部市场理论，就是说，员工所看重的不是外部市场标注的工资，而是在企业内部的晋升，结果造成企业不愿意轻易解雇现在在企业里的工人，工人也不愿意轻易离开。但是企业得想一套办法把工人留住，于是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内部市场理论，它就逐渐偏离了主流的均衡经济学，但还不是完全地否定。

主持人：我个人体会，“民工荒”还与文化因素有关，即进城务工人员逢年过节都会回家，而经济学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个因素。

贾根良教授：这个问题很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特别是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足以保证其子女受到教育。“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工人不愿意干，而不是因为劳动力稀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比如说，富士康一个月给900元的工资，靠加班也就刚够生存。这不是一个技术性失业、市场不匹配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背后，实则是有制度力量在构建的。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我将弗朗茨·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借鉴过来，整合到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综合之中。为什么？从大背景来看，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考虑到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国际垄断资本在美国的市场上也并不是自由的，实际上也是在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和制度构建的市场上实现自由的，它们把中国劳工看作无限榨取剩余价值的源泉了。它推行的这种经济学，使得中国很难崛起，它就把中国的劳动力当作一种自然资源，来加以剥削。什么是国民财富？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最为核心的就是国民收入增长，尤其是体现为工人收入和农民收入增长。为什么现在中国内需不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下，中国的工人收入和农民收入并未如当年的日本、韩国那般提高，这对中国崛起构成了制约。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演化经济学者，比如克里斯·弗里曼，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就强调：落后国家通过创新，所获得收益为其提供保护幼稚工业的机会。弗里曼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这篇论文一直无法发表，这是因为该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一致。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持续下去，后发国家可能就会出现骚乱、暴动，这对新自由主义是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法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在日本和韩国崛起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形，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了。我认为，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子走下去，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张的计划经济，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中，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让创新收益能够由工人和农民分享，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应当干预，不过这种干预不是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实则服务于出口导向型政策。压低产品价格、实施出口退税，实则是将财富输送到西方国家。另外，政府干预并未着眼于民生。美国的干预用于维护泡沫经济、垄断集团的利益，这种干预有所偏差。中国的干预实则也有所偏差，正确的干预应当是维护社会和谐。演化经济学强调协调机制应当通过干预来实现，和谐状态是不能自动实现的。演化经济学应当回到李斯特那里去，这样的演化经济学更具有借鉴意义。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如下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强调要由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实践，但这并不排除模式的多样化。中国的演化综合是否可能是指导中国的理论指导之一？它是否可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否可以纳入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

左大培研究员：应该这样。这十几年来，我发现，研究马克思的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创新，就是把马克思自己批评过的庸俗经济学内容纳入进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还有一些人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纳入进来作为创新，甚至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来。我认为这不对，这不是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需要有所发展，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冲突。

达尔文是演化理论的重要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当时最为热心的支持达尔文的人，马克思的理论受到了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思想的影响，其本质上是一个演化学说。在美国，斯威齐、谢尔曼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被纳入到演化经济学的队伍中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相似之处。

贾根良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演化经济学有其自身的缺陷，不太关注利益问题。我提出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是非常宏大的，如果离开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是没办法完成的。作为演化经济学基础的批判实在论，其先驱就是马克思。这两者在哲学基础上存在好多共同的地方，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

为什么演化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都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它们有很多共同点。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些理论就分家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们又开始更多地交流，发现许多共同点。不过，它们在分家之后，所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都展开了独立研究，如老制度学派关注创新问题，关注制度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关注技术创新，关注国家创新体系；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海漫·明斯基等人发展了金融方面的理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种族、歧视等研究；奥地利学派关注市场过程，该学派的路德维希·拉赫曼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更有见地，不过这个人没有被介绍到国内来。这些学派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来，可以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内容。不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创新。

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学必须独立发展，才能表现出其多样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崛起，一个是共同富裕。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统这几者的综合和交汇，会起到重要作用。

周文教授：怎么理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说拒绝其他经济学派的方法或视角。这并不是说，在观点上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观点是可以多元化的。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是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只有这样，经济学才会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在经济学理论的交互中，应当汲取一些具体的内容。

贾根良教授：演化经济学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大框架和深邃视野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周文教授：不管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来看，还是从主流经济学来看，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我的主张是：中国过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还需要注重社会建设的问题。如果我们仅遵循某一个模式或某一个理论，那么理论和现实是脱节的，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下一步改革应当是由经济改革转到社会改革的问题。(www.xing528.com)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主流经济学所不探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体现自身优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个纯技术分析，而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即怎么发现社会的矛盾。

回到进城务工人员的问题上，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奇迹在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城市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五十，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存在了。因而将来需要把握创新问题。如何把握创新问题？现在，有说法指出中国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由于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复存在，因此比不过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本身缺乏创新，和发达国家相比又会落伍。

主持人：我们换个角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应当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相适应？学者应当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做出哪些贡献？

孟捷教授：我谈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我赞成这样一个提法，即现有经济理论也可以分为古典和庸俗的，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和它们相综合。

从现实角度来讲，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要解释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而且，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分析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按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从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资本和资本的关系等多重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比如张五常最近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将中央政府把权力下放到县级政府、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秘密的一个维度。这个分析也是可以的，不过光从这个角度来谈，肯定也是片面的。所以我刚才谈了四个角度，所有这四个角度的制度安排及其与市场经济的耦合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个好的理论必须从这四个角度出发，给出一个解释，从而展开扎根中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制度分析。

比如说从国家和经济的角度来讲，国家界定经济的边界。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好的经验，也有不好的经验。当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肯定牵涉到中央计划机关的权力下放，这个是对的，没有这个就没有竞争。但另一方面，在界定经济边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困扰我们的房地产问题：在新千年之初，国家政策宣布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到最近，一个副部级干部宣布房地产业不应当是支柱产业，而应当是基础产业。这种变化实际上牵涉到国家对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为只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抽象运动才会发生作用。将房地产业宣布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就是宣布土地商品化等一系列制度，意味着一系列资本积累的规律要在这里适用，但是如果改变提法，它不再是支柱产业，而是基础产业，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抽象规律的运作被限制住了。

进城务工人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条件。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6000万职工下岗，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进城，一个表面上不受调节的劳动力市场构建起来了。但是根据卡尔·波兰尼的理论，一个完全不受调节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在这方方面面，我认为都需要有理论的解释。我们说国家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是社会冲突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还起到企业家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稀缺的时候，这种作用不可或缺，如安徽的奇瑞汽车，其实是政府的一个典型的创新作用。政府之间围绕GDP而展开的竞争，有其正面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的过渡经济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好像纯粹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可以解释一切，这个是不对的。这些纯粹的规律带来的矛盾和积极方面，可能是一样多的。

贾根良教授：我赞同孟捷大部分的观点，但有不同意见：无论是奇瑞、高铁，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个别创新是毫不稀奇的，但在目前，国家对民族产业如果不予以大力支持，就不能将其称作是创新型国家。在创新型国家，创新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潮。这就需要探讨，中国特色经济学应当有哪些要素？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如美国学派、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等可资借鉴。

刚才孟捷教授讲到的是国内经济的问题，在国际视野下我们应当也有所贡献。现在，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东亚崛起的经验，不能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对落后国家而言。在美国、德国、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它们过去是怎样做的？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从而使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历史底蕴和长视角的维度。它们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学说，也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

主持人：贾根良教授前面说到的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综合，它是否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贾根良教授：我希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多地吸纳演化经济学的成果，但我觉得，演化经济学仍应当独立发展。我所说的综合，是以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综合西方演化经济学流派中有价值的、合理的成分，予以创新。我们不能靠着过去经济学家的老本来生活，应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今信息革命、国际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予以创新。国家怎样崛起？在当前的模式下怎样崛起？怎样实现共同富裕？

在理论方面，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应当批评，因为它停留在牛顿时代机械的、静止的宇宙观基础上，而演化经济学是以19世纪末达尔文革命和物理学大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世界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保留了一些牛顿、笛卡尔等方法论的要素，因此，演化经济学中的一部分观点，马克思主义也是无法吸收进来的。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是异端的、很弱小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一直主张，演化经济学应当是中国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周文教授：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贾老师刚才讲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当中国经济崛起，从大国变为强国时，中国经济学必须要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市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其实是一个钟摆运动，而不是一个圆形的运动。当全球化占主导时，自由化思潮风头正劲；而全球化遭遇逆转的时候，如出现经济危机时，自由化思潮就会受挫，政府干预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这实则是一场利益之争。经济理论要反映一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样要体现中国利益的问题。今天，在发达国家主导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链条中容易被它们所控制。所以，中国经济学必须体现中国的崛起，且必须扭转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不利地位，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铁矿石价格问题等。

左大培研究员：我谈一个一般的看法：中国在崛起和赶超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表现自己特色的经济学，按照历史经验，它应当与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有所差异。为什么？这个从经济思想史中可以找到答案。英国在落后的时候，并不主张古典经济学，而是主张重商主义。只是在英国崛起之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才占据主要地位。在英国发展起来之后，德国、美国还是落后国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学派，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美国政治经济学派。在日本，到二战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不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它的经济学一定与西方主流不一致。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可能是在国家崛起之后，国家放松管制，此时主张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占据主流。

贾根良教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说过，落后国家赶超上来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就开始主张自由贸易了。自由贸易会使发达国家受益，但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

左大培研究员：第一，从中国赶超的角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是有害无益的，引进新古典经济学是正确的，但是让其占据统治地位，这是非常糟糕的，据此制定的政策将无助于中国的崛起。第二，英国和美国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引进凯恩斯？因为新古典是均衡经济学，凯恩斯是非均衡经济学。就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新古典作为政策唯一依据，也是会导致崩溃的。

中国的经济学不应当是新古典的内核，但是它应当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料它的面貌，这需要经济学同仁共同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多样化的，它可以提供一个视角。演化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对利益展开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基于一个规则，展现自身的创造力，而照搬照抄新古典，则是最为糟糕的。

贾根良教授：中国缺少经济战略家。他们应当从国家的利益、国民的利益来制定战略。这种经济战略家应当足够了解历史，从而避免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遭受损失。

主持人：各位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刻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本次精彩纷呈的讨论就到这里。再见！

注释：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参观，其间问了一个貌似简单实则重大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能够预见到此次的金融危机。2009年7月，英国女王收到提姆·贝斯勒（Tim Besley）和皮特·海尼施（Peter Hennessy）两位教授关于该问题的答复。此事在英国获得了广泛关注，两位教授的答复也被英国出版物广为引用。针对此事件，包括杰弗里·M·霍奇逊、斯坦利·梅特卡夫、约翰·福斯特等在内的十位英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给英国女王，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将该信发给王焕祥博士，王焕祥博士委托兰州大学郎玫博士译出，详细内容可参见《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第3辑《狭隘的经济学教育与科学研究——英国十位经济学家联名致女王陛下的一封信》。

（原载于《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