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对市场协调与创新的现实分析

孟捷教授：我要澄清一下，刚才实际上没有讲完就被打断了。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很好：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左老师说得很好，取决于对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做出有效的回答。

刚才我谈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协调问题。因为在冷战以后，市场经济成为某种普世价值，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接受市场经济，所以必须对市场和竞争的作用有一个正面的回答，这是检验一个经济理论好坏的一块试金石。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给了一个回答，但这个回答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做了一个病理学分析，没有对市场和竞争的正面作用做出一个充分的阐述。正是因为对这两种理论不满，我们就引出第三种理论，即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协调论，认为市场经济有可能持续地再生产下去。但是，靠什么？除了国家干预，内生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是技术创新。我们所说的不是金融工具创新，而是技术创新。

左大培研究员：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和协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怎么协调？比方说，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一种协调方式；统治关系，即治理关系，是另一种协调方式。市场是市场交换占主流的一种协调方式。政府综合使用好几种协调方式，但恰恰没有市场。比方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其议会是平等的人通过民主方式商讨决策的地方，法院是一个独裁的地方，政府是一个执行机构。当然还有别的协调方式，如乡规民约，这些都是协调方式。所谓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就是各种协调方式以其特有结构结合起来的一种东西。从有人以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协调，而且，这些协调方式的结合，越来越复杂。所谓演化，就是越来越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起什么作用？创新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概念。回到马克思那里，创新是生产力，协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贾根良教授：我对孟捷教授和左大培研究员的观点做一个评价。实际上，孟捷教授是从理论范式来看，新古典能够实现自动协调，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协调是指政府方面的协调，但是这两个方面都走了极端。对于孟捷教授提出的协调论，我的理解是：在冷战思维之下，新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位于左右两个极端，都不能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史来看，经济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和政府都存在。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非市场协调机制，如孟捷教授所说，新古典基于虚假的假定，认为自动能够达成均衡，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可能达到。实际上，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范式，所强调的是：经济过程实则是一种非均衡过程。非均衡的矛盾和冲突需要非市场的协调机制加以化解。比如说，非市场协调机制，包括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增大。演化经济学还有一种看法：要靠干预之手解决市场自身没有办法自动达成协调的问题。

周文教授：我赞同左老师的观点。孟捷教授将演化经济学归结为创新，我认为协调的方式和创新是两码事。创新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上，而不是在利益关系上。

孟捷教授：刚才贾根良教授做了一点解释。通过非市场的调节，或者我将其称作外生因素调节，比如国家的调节或者某种社会调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拒绝，后凯恩斯主义也不拒绝。演化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强调：市场经济除了这些非市场协调途径外，还可以通过市场内生的协调，它来自于市场经济和创新在制度上的必然联系，即市场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发动机。为什么创新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内生协调？根本原因在于协调。协调什么？左老师讲得对，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除此以外，更基本的一个层面，是要协调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是资本积累过程内在矛盾的一种反映。(www.xing528.com)

什么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我们还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做的一个病理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暴露得很明显：市场经济每年提供总产品，在它的价值构成中，剩余价值卖给谁？卢森堡做了一个有趣、有错误（但却是一个很深刻的错误）的分析：剩余产品只能卖给一个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市场。等到全球都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三市场就没有了。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资本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这种互相购买实则是投资。那么投资为何足够大？实际上，在演化经济学框架内，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如果没有创新，尤其是重大的产品创新的话，这个投资规模总是不足以实现每年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这也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可能由创新引致的投资来解决的，从而将有助于解决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

周文教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即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创新只是一个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是在把范围扩大了以后，制度是可变的，不是一个外生变量，所以我们应该加入制度创新的问题。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创新问题。

左大培研究员：罗莎·卢森堡的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模型，列宁援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认为她说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正好有非常对应的反映：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接近凯恩斯，是非均衡经济学，但凯恩斯不把罗莎·卢森堡当作自己的先驱。这就涉及经济思想史的问题。其实凯恩斯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所提及的先驱，除了马尔萨斯，都不被经济思想史认可。另一方面有主流的，其实正好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即增长理论。在这里，不是创新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如果是非均衡，创新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简单地，的确可以划出均衡派和非均衡派：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派，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派。列宁强调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可以划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均衡派，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派就是增长理论、主流学派。罗伯特·默顿·索洛的增长模型，即有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一个均衡的增长模型，它与之前的哈罗德—多马非均衡模型大为不同，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位于刀锋上，很可能处于非均衡状态上。

不能说列宁和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均衡论者。因为马克思曾经说：“我说的是均衡的，但资本主义这种均衡，只能在不均衡里找一条均衡的路，但它的模型本身是均衡的。”

创新的作用是什么？主流是说制度好不好，在于它能不能鼓励技术创新。比如说，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好，就是因为市场交换这个制度本身最大限度地产生许多创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影响市场交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交换，一切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自由的市场交换就是一个制造无政府危机的地方。第三条道路则认为不能把市场交换说得天花乱坠、完美无缺，也不能把市场交换说得一无是处。在我看来，演化是什么？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演化的历史，人类在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