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更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主持人：说到这，我们应该讨论一个问题：应当以什么标准，对“科学”与“不科学”进行划分？

左大培研究员：我个人是有一个标准的。我的标准比较合乎西方一般的科学理论：一个好的经济学，你得能解释实际。如果不能解释实际，不管从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没有用，我趋向于把它归零。

回到英国女王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对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经济学上出了一个惊天大事，经济学的理论必须能对它做出解释，甚至是预测，否则这个理论就应该归零，就不算科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主流经济学是不够算作科学的。保罗·罗宾·克鲁格曼说过：“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能够预测到哪一天发生危机。当然，预测哪一天发生危机很困难，但是最大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竟然没有说可能发生危机，它能叫作科学吗？原因在哪？”其实解释很简单，西方现在的主流，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古典主流，它的核心是个体最优化，而后一般均衡。在个体最优化的基础上，自由的市场可以实现一般均衡。所有的数学化，第一步给出个体最优行为；第二步，这些个体最优行为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在这个标准的一般均衡状态下，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一般均衡状态下，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生产多少东西都能卖出去。但经济危机的典型问题是产品卖不出去，大批的工人失业。按照其均衡模型，从理论上讲，危机就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美国一个季度经济可以下降百分之六，这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什么模型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个体最优的一般均衡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它骗了无数经济学家，包括最好的经济学家，骗到最后就是经济学家自我麻醉，麻醉到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因而他们不能做出预测。

主持人：关于危机原因的探讨，今天可能游离于我们的主题。就说刚才这一块。

孟捷教授：刚才左大培教授实际上提到一个问题，即经济学有其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里，我简单地将理论经济学的几种范式，就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如刚才我们谈到，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么差，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主流经济学？

我在这里比较三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任何一个理论都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市场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具体来讲，只要是市场经济，它都有一个特点：经济中的决策是由无数人分散地做出来的。那么，无数人分散做出的决策，有没有可能形成经济秩序？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三种理论对这一问题持有三种立场，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新古典的答案，即无数人的分散决策结果会达到一般均衡。市场经济用通俗的话来讲，预先注定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无数人的分散决策，有一个不太好听的术语，叫作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带来的结果是危机，甚至是崩溃。

左大培研究员：这个时候我得打断你了。你得全面理解恩格斯，问题不在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恩格斯前面的一句话：生产的社会化。如果没有社会化，那么每个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地，也不会有什么事。问题在于，是在基于生产的社会化前提时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孟捷教授：我接着谈我刚才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刚才的两个理论进行比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冷战后，新古典经济学插着美元的翅膀，飞遍全球，成为一个流行的经济理论。这是因为，至少它对市场经济做了一个正确的解释；相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有一个否定。所以，我一直就有一个看法，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之间有一个鸿沟，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解释不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某种流行的经济学，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从我本人来讲，我更赞成演化经济学的一种解释，演化经济学在这两种对立的范式中选择第三条道路。首先，它承认马克思的分析。在我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经济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他揭示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其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这些矛盾或者这些非均衡趋势，又不会把这个经济制度炸毁，相反，这些非均衡趋势有可能被协调。所以，相对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我将演化经济学概括为协调论，这个“第三条道路”，我觉得，可能是理论经济学发展应该趋向的一个方向。

左大培研究员：我没有仔细地研究演化经济学，不过，如果这么简单地给演化经济学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本身，都是社会演化的一部分。所谓能够通过协调来克服这种矛盾，恰恰是因为真正搞市场经济政策那些人，都是实用主义的。看到经济不行了，就来干预一下，不考虑那么多理论。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出现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进行干预。战后能够出现较长时间的比较协调状态，就是因为政府的干预非常多。

我为什么这么说？这次危机前的十年，我和余永定达成一个共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危险的。事实证明，金融化搞不下去。为什么？有说法称，西方很稳定，是因为战后四十年有政府管制，而这套强大的政府管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危机之后政府不得不管制。所谓协调，是在西方经济演化过程中，演化了政府干预的规则，这才能够协调的，特别是在金融上非常明显。如果要靠市场自发，早就崩溃了。(www.xing528.com)

主持人：左大培研究员对演化的概念提出了一个解释，我们可以接着讨论。

孟捷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演化经济学的范式，它提出了一种协调论。谈到协调，就有协调途径的问题。我的观点，和左老师刚才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家干预、政府对市场经济边界的界定，毫无疑问是达成协调的一个手段。而且，这次危机再次证明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这是演化经济学，或者新熊彼特派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所强调的，就是创新。

创新这个问题，可以拿来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比如作为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绩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传统上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体制绩效的时候，往往诉诸两个观点：一个是所谓信息的角度，一个是所谓激励的角度。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是因为解决不了计划所需要的信息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提出来的，即无数个人所拥有的个人的知识，它们彼此之间是无法传达的，而一个中央计划机关缺少这些知识。相反，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依靠价格体制，个人可以动用这些知识。另一个角度是激励的角度，即中央计划机关没有激励的动机去制订这个计划，即使制订了这个计划，也没有动机去实施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比计划经济优越，这两个辩护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实际上也逃脱不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市场经济也面临信息的问题，这实际上在它自身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理论中也能体现出来。

左大培研究员：哈耶克所说的，只有在一般均衡情况下才能成立。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可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重视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如果一般均衡不存在的话，所有的论点都是虚无的，包括哈耶克的观点在内。如果不是一般均衡的价格，价格不会起到哈耶克所说的作用。

周文教授：我先接着第一个问题来谈，即主流经济学为什么面临那么多问题。再回应一下演化经济学。

我是这样考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问题，没办法去预见，也不能去解决问题。主流经济学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在表面上、在形式上追求科学性；第二，在工具上追求完美性、客观性。由于形式上追求科学性和完美性，所以，主流经济学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为什么它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偏重技术分析，缺乏历史的维度和制度的维度。因此，分析的框架形成一种局限性。因此，它没办法去解决现实问题，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一个游戏。而且，它给我国带来的最大弊端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刚刚引入，许多人对此趋之若鹜，导致一边倒。西方主流经济学全方位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未得到解决，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结构问题，为什么几十年都未能得到调整？这是因为简单地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原理，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政府应当增加投资、扩大支出。但在我国，财政税收、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因此，政府扩大支出带来的问题是：表面上看，内需扩张了，但带来的后遗症也存在，如我们大量的投资仍是基础建设、重复建设。还有一个问题，如居民收入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萧条时应当扩大居民收入，但是中国的税制不完善，所以，我国的居民收入扩大没有落入在全民，而是落实在机关、国有企业的雇员身上，反而加大了收入差距。此外，还有一个货币政策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萧条时应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信贷扩张时，更多资金流入到生产性过剩的行业。这不但不能解决结构问题，反而加大产能过剩，带来金融风险。

主持人：打断一下，让我们暂时远离具体政策，还是回到最初的几个主题。

周文教授：关于演化经济学的问题，应当来说，演化经济学从某个角度即中间道路出发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依靠演化经济学来解决，也是有一个问题的。比如刚才所说的创新问题，金融危机本身也是创新带来的恶果，因为创新的集中点在金融的创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