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市场是万能的，而保证市场的功效需要私有化和自由化两个条件。过去三十余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自由主义市场的政策，但未达到预期效果。自由市场政策不仅阻碍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拉大了不平等差距，还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自由市场理论家传播的‘真理’如果不是一些藏有私心的观念，就是建立在不严密的假设和主观狭隘的幻想之上的东西。”[10]即使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成为政策主导后，也出现了工人阶级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工作环境恶化诸多问题（大卫·科茨和黄斐，2016）。“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和劳动时间不断延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里一直原地踏步；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降低了三分之二。”[11]
就私有化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而是选择性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对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阐述：“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12]哈耶克忽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自由只是劳动的有限自由，而非分配的自由。站在资本对面的劳动取得的收入分配远远低于资本的分配。贫困在劳动层面不断加大，财富在资本层面不断集中。私有化使得“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13]
新自由主义代表食利阶级的利益，代表少数资产者和企业上层管理者（特别是金融类企业）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借助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裴小革，2015）。新自由主义提倡的一系列政策，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主义阻扰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基本一致。而“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14]。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资本家与工业阶级、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还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与跨国工人阶级之间。在经济全球化活跃的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5%提高到47%左右；德国、法国、英国私人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从3提升到了5左右[15]。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0.7%的人口掌握了整体财富的45.6%，而全球73.3%的人口仅掌握了整体财富的2.4%。这一比例高于2000年，表明世界人口财富的差距仍在拉大。(www.xing528.com)
综上，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其迈过国家边界、意识形态等诸多阻碍，寻找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消费。新自由主义的内核“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过渡的需要，满足垄断资本急于从福利国家制度、国家主权和国家疆界等诸多束缚中脱身的诉求。对内，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企业倾向于降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对外，资本主义竭力打开民族国家的市场，借助搭载全球化之舟，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送新自由主义思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拉美、苏东、东南亚经济改革过程中强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以及拉美国家经济大衰退，弱化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后并未治愈或平复资本主义危机，反而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过去对危机有效的政策，对2008年的危机已经无效。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积累结构（SSA）不是一个有效的结构，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大卫·科茨、多米尼克·莱维等学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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