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的启示：深入探讨历史的意义

以上是经济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学提出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必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经济学必须构建出理论框架，将当前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中国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文化传统囊括在内，进而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论。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形成时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学当下的情况相似，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21]

1.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

19世纪的德国面临着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封建割据、扶持民族工业等问题，而当时主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德国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德国学者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而产生了共识，形成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22]。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强调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强调对统计数据和历史资料的收集；提出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在消除国家内部利益割据、实现民族工业发展、实现后发国家高超先进国家、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等问题上提出了解决方法。历史学派曾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发展，但19世纪80年代在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的“方法论之争”，使得历史学派的命运发生根本转折，逐渐被人遗忘。而经济学自身也从此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方向。虽然如此，历史学派对后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留下了经济学可能的方向，即社会经济学^[23]。在德国，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名称变为了“国民经济学”，但德国仍然有一门本土经济学，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经济学的秩序理论^[24]。在美国，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生建立了旧制度学派；而在当代，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主义相结合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了经济学发展的新反向。贾根良等（2006）更是将德国历史学派看作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先驱。^[25]

历史学派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论，使人误认为其是反理论的。但何蓉（2005）认为，历史学派虽然没有能够构建出真正的理论，但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追求的是既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含真实因素的理论^[26]。但精确性和广泛真实性本身是矛盾的，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精确性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广泛真实性下才有效。历史学派试图完美地追求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极端的理论，自然会失败。

2.历史学派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当前的中国与19世纪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步较晚，但自身的文化历史积淀厚重；都面临着解决国内矛盾和追赶先进国家的压力；都在探索将主流经济学与本国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我们可以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中得到两点启示：

（1）新的理论派系必须有独特的思想基础

历史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学派，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站在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基础之上，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辨明一个新方向。为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历史学派选择以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为思想基础。虽然他们最终走向了罗列材料的极端，但客观上为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方法。在“方法论之争”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来自于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而德国的学术传统中有将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古典精神和经院哲学的思辨精神相结合而创造出的学问理想。在此氛围中，始自官房学传统的德国经济学，受哲学与法学影响较大，因此造成了历史学派与崇尚精密法则的奥地利学派的对立。(www.xing528.com)

由此看出，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背后有深厚的哲学思想做支撑。而他们也正是抓住了经济学思想中某个缺失之处并对此进行补充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如果要独立成派，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哲学基础，并且能够为经济学思想提供新鲜血液。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是孕育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但德国与英法等国同属基督教文化，因此他们即使哲学基础不同，也是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争论；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体系不同，即使我们与西方有许多相似的哲学思想，也无法与西方直接对接。因此，中国学者在挖掘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对接工作，这可能是所谓中国经济学国际化的真正含义。

（2）妥善处理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的矛盾

德国历史学派为了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性，走向了两个极端：第一，否认普适性理论的存在，或者说构建不出能够包括所有真实因素在内的一般性理论；第二，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他们将无穷无尽的因素都纳入研究范围，堆砌起大量的资料，使这种最大限度真实的理论与普通的经验没有了区别。由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学派的教训，必须妥善处理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应用之间的矛盾。但是深入思考会有一个疑问：有着深厚思辨传统的德国人怎么会在此问题上犯这种错误？难道这些当时的顶尖学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从非正式规则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许问题能够变得明朗。19世纪的德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统一的国家民族而言，是一个分散的文化民族。理想的或书面形式的统一虽然能够鼓舞人心，但人们意识到现实的政治更为重要，因此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席卷当时的德意志^[27]。正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社会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以及人为制订的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产物，比正式规则更具有决定性作用^[28]。当时的历史学派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从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在历史中抽象出理论。可以想见，在封建割据、利益集团当道的那个时代，德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根本涉及不到的非正式规则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将历史学派的努力理解为探寻非正式规则形成机制的努力。然而，非正式规则本身是为了克服客观世界的无限的复杂性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历史学派却试图反过来通过将所有客观因素都归纳总结，而抽象出非正式规则的理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是不能穷尽所有，这点其实也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

另外，历史学派或许也遇到了哈耶克理论中矛盾，即如果承认个人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有限作用，那么为了反对理性主义而形成的理论本身不也成了它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因此，在“方法论之争”中，历史学派选择了反理论的路线，这多少有些反唯理主义的色彩。但我们认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所具有的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远比正式规则更强大的非正式规则。吴思的《潜规则》描述了中国古代官场的非正式规则，但不仅在官场，商业、文化、学术等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潜规则，而且它们往往比显规则更加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学要做的不仅是在表层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更有一点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研究非正式规则，新的理论如何实现规律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变革，复杂的现实与深厚的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鲜活样本。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应该是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一般性经济学问题的深入解答。历史学派的经验值得借鉴。从本国的历史及现实出发，在独特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但是必须处理好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