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分化趋势新发展

在上述研究重心改变下，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未来将有两个方面的分离：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其二，在理论功能方面，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1.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

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这涉及哲学上本体论的问题，究竟何为本体？是人或意识还是物？只有这个问题有定论，物质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两者中的一个才能成为基础，而另一个作为其附属，否则就只能将它们暂时分离，以避免出现错误。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主流对经济学的单一“统治”所造成的危害，开始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们于1993年成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该联合会认为，在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论的新精神将推动各种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开展更具有批判和建设性的对话。经济学学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对经济行为更深入的各种跨学科的融合和研究开放。^[15]该学会2011年会议的主题是“在经济困窘时反思经济学”。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日益重视经济学研究向制度与人性的回归。例如，张军（2012）指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是当前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过去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现在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来源、制度对经济发展、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前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等重大问题做出判断和回答。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将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关于发展的制度研究热点，可能变成主流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16]

2.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面临其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实践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理论真的揭示了规律，而是理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通过理论之外的规律发挥作用。或者说，很多理论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相对于隐藏其后的现实意义而言，其本身内容的真假对错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既然有人能够意识到理论背后的潜在规则，那这些潜在规则的作用规律能否被人认识，并形成理论？一旦成为理论，这些潜在规则是否还有作用？

至此，我们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看。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潜在和显在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当我们依据某个理论建立正式规则时，相应地会形成潜在的非正式的规则。如果人们的行为大都能为这个理论所解释，那么可以说理论的规律性与工具性大致是统一的。但如果人们在非正式规则下的实际行为与这个理论相关性很小，那么这个理论就只能作为工具性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因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www.xing528.com)

这涉及认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认识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局部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具有规律性，而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正式规则就符合规律，非正式规则存在的余地就小。但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扩展，研究者的认识慢于大多数人的局部认识的话，那么研究者的理论就会与大部分人的现实行为脱节，这种理论也就成为工具理论。而另一种工具理论形成的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人们的认知范围变小，但在小范围内的认识深度却会增加，理论即使在广度上能涵盖大部分，但由于深度不够，最后导致其变为工具性理论。

唯理主义强调理论的规律性，而反唯理主义强调理论只有工具性。朱富强（2013）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实现了从具有相当演化特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向具有唯理主义的现代经济学的转化，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的唯理主义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义的分析思路，热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大量的相关研究者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思维导向和学术激励也是大量理工科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原因；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效率原则的功能分析，并以此为社会提供政策建议，试图如自然科学般地对社会领域进行改造或指导。”^[17]

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规律性理论创造出来，而被工具性地使用。当社会大众意识到某个理论与真正起作用的规律无关时，这个理论也就被完全当成工具性理论，仅仅是为了有个答案而存在，至于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因此而落入困窘：一方面，经济学家自认为其理论表现了真理，大众使用其理论因而达到了实践目标，并且可以通过大量实证得以检验，经济学家们因此而自得其乐地赞颂或争吵；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经济活动的实践者）深知真正起作用的规律并非在经济理论本身的表述之中（或理论只表达了规律的一部分），但这种理论可以为其行为提供依据或表达工具，因而这些理论工具性地使用，成为解释的科学。

而从演化的视角，规律性理论必定会随着社会大众观念的转变而变为工具性理论，经济学理论因而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确保其活力。因为从长期看，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大众观念会发生历史性地改变。对于某一状态的社会大众观念而言，某种理论可能是具有规律性的。但随着大众观念的改变，作为理论作用对象的人本身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现实中的人的观念已经变得与理论假设中的人的观念不一致了，这时理论的规律性就慢慢降低，在更有规律性的新理论出现之前，原先的理论就沦为工具性理论而被人们勉强接受。因此，经济理论的创新在本质上是在随人（理论的作用对象）的观念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适应性的演进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大众的观念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革，各种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从规律性向工具性的变化。因此，作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经济学对于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与感悟；另一方面，当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也正经历着大众观念的深刻调整。金观涛（2010）认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问题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在当前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工具理性（终极关怀与个人理性的分离）这个现代价值观未来将会改变，终极关怀或许将不再仅仅停留在私人领域，新的理性精神将被用来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18]因此，作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必定将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改变而进行适应性的理论创新，原先的经济理论会沦为工具性理论，而以新价值观念的人为前提假设的创新将形成新的规律性理论。

由上述两点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顺应这两大趋势：第一，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立为两大部分；第二，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工具性层面的理论解决现实的问题，而规律性层面的理论则是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