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研究概述

6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1]；近年从林毅夫倡导经济学中国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2]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文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面临双重任务：转型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正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又不能直接解释中国问题，因此需要发展适合中国本土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学”中“中国”的丰富内涵，国内现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做过分析：

1.“中国”指中国本土。若将“中国”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是理解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从这一角度出发有以下几种观点：王亚南（1987）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3]；黄泰岩（2000）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化和中国实践的理论化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4]；而从李斯特强调经济学的民族性开始，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本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也必然立足于本国的民族利益（白钦先，2012）。^[5]因此，自民国时期起，中国的经济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学派诞生的渊源、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历史主义方法，在构建本土经济学方面视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并对其进行扬弃，成为探索中国经济学最早的思潮（严鹏，2011）。^[6]

2.“中国”指中国时代。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时代。即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林毅夫（1995，2001）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研究的重心将从美欧转移到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将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学^[7]。沈越（2006）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及与之想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搭建一个能与一般经济学相并列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可能永远是徒劳，但是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却完全有可能^[8]。

这是将中国经济学划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观点，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验及理论具有普适价值。最有代表性的是乔舒亚·库帕·拉莫（2004）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可以总结为三个定理：①坚决进行改革创新和不断试验，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②超越人均GDP的衡量尺度，建立一种将经济可持续性和财富平等性分配作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③政策自决和金融自主，运用杠杆推动欠发达国家对强权的牵制。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能发展自身，而且还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9]。(www.xing528.com)

然而，与“华盛顿共识”背后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撑类似，所谓的“北京共识”要形成普适性的原则必须有强有力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石。张志敏（2011）深入考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之后，强调中国经济学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国际高度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经济学范式新的革命。^[10]

3.“中国”指中国文化。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畴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朱富强（2008）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临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11]。如同男性与女性的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差异，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也存在着思维传统的差异。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男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强调在斯多葛主义影响下的理性及权利道德所形成的基于分离个体上的机械的平衡秩序。因此，如果将女性主义的责任道德及东方文化中强调知行合一、主客同体、和谐共存等思想融入主流经济学中，那么经济学本身将更加具有科学性^[12]。

上述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丰富的内涵，而且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研究期望。“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适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前人在不同时期所做的这些研究，为中国经济学勾勒出了大致轮廓，堪称精辟。但是，这些研究涉及较少的是这样的问题：学术中心的转移将导致经济研究重心转移，经济理论发展的趋势也随之改变，那么中国经济学当前面临的研究重心是什么？要顺应的经济理论发展趋势是什么？进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