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界的话语权问题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学的话语权往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随着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地位今非昔比，相应的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无法保证。例如，在CO2减排、铁矿石定价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中，在这些国家间现实利益的博弈中，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政治需要。

我们认为，国家地位的变化导致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这导致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

首先，主流经济学的语调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改变。高柏（2008）认为，在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中，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主张释放市场力量与主张构建社会公平之间摆动。当全球化程度上升时，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主要思潮；而在全球化逆转阶段，主张政府干预、限制市场力量的意识形态则占上风。^[33]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当前全球化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而全球化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随着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就业逐渐转向国外，这样发达国家内部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公平加剧。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随着全球化形势由上升到下降的逆转，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将取代自由主义^[34]。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了高柏的研究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程度的波动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占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成为主流。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体系下，经济学语调改变主要也是为其利益服务的，如果中国的利益与发达国家冲突，那么我们选择任何语调都是被动的。(www.xing528.com)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化加深对中国有利；而与此相反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全球化加深的趋势中日益下降，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崛起这一突变性的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卷入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由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需要就跃然而出：新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浪潮导致中国崛起而传统强国衰落，这是一种新的突破因素导致的现实结构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旧的理论范式内解释新的现实并做相应调整，由此而来的政策框架依旧如故，改变的仅仅是政策实施的力度。这些做法将使新的突破因素被重新纳入旧的循环，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及政策范式，那么对于中国有利的新循环就不可能演化出来。因此，中国经济学代表了对中国有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范式，它是重构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有利”，并不是像旧有理论范式思维所想象的那样是对中国单边的有利，而是一种谋求多赢的多边的有利。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新思维与旧有理论思维的论战并非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主义的争论。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将是一场视角的论战，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多赢视角为目的，进而构建新的有利于全人类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可以看作是全球范围内的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