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

在正确解读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必须明确转型的目标，而这要求经济学理论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具有现实解释力。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现实需要。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到底向何方向转型？首先，单纯靠资源投入而取得的增长肯定不能维持多久，而由引进外部先进技术（资本投入融合型创新）所促进的增长也会随着先进国和落后国技术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另外，从经济利益出发，先进国也不可能轻易将其所掌握的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转移给落后国。因此，从长远来看，内部研发技术（非资本投入融合型创新）才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保证。从整体来看，资源扩张和技术的跨国转移其实都没有改变技术本身的状态，但都动员了新的资源投入，两者的区别仅仅是跨出国界与否。所以，我们将以这两者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模式称为“资源扩张型增长”。相反，由经济体内部研发所导致的技术进步，是将技术深入推进的结果，我们将这种技术进步所支撑的增长模式称为“技术深化型增长”。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的方向就是从“资源扩张型增长”转变为“技术深化型增长”。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模式向技术深化方向的转型遵循了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发展逻辑。

1.根据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分工的经济效应：专业化效应、低成本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进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而未来要充分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杨小凯（2003）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杜阁、亚当·斯密等，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可以总结为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此外，还包括关于专业化与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24]我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正是因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吸收加工制造产业的向内转移，才有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至今，中国已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由此而来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也已在中国出现。因此下一步，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动力。

2.全球价值链理论则进一步表明，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在价值链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集群产业主要嵌入于零部件生产、加工制造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而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则被国外企业所控制。因此，从中观的角度，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分别向上游和下游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以及内需不足等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价值链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迈克尔·波特（1985）首先提出公司价值链理论^[25]；而寇伽特（1985）从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提出价值增值链条的观点^[26]；保罗·克鲁格曼（1995）从价值链条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角度研究了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27]；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概念，到2000年，他们用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替代了GCC的概念。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产品开发、工艺设计、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战略环节。^[28]

根据价值链理论，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售后服务等各种增值活动。如图2所示，上游环节（如研发、设计）和下游环节（如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在全球经济利润的这块“巨大蛋糕”上，利益分配是非均匀的，创造高附加值环节的集群产业分得超大比例的收益，而创造低附加值环节的集群产业则收益微薄。

图3　价值链增值的U型曲线及产业升级的方向

中国在大多数产业中，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零部件及装配等环节，形成以OEM（original equipmentmanufacturing，原始设备制造，即贴牌生产）为主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制造成商品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产品的附加值与上下游环节相比要小很多，产品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上下游环节所占有。这样，在消耗大量的资源并付出无数劳工的血汗之后，中国的GDP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企业利润低微，劳动者的收入也无法提高，因而实际的社会福利增进有限。(www.xing528.com)

因此，从中观的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当前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向上高利润的下游环节拓展。国内许多学者主张集群产业升级沿着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路径拓展（详见图2）。在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打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为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技术研发实力的发达国家提供OEM之后，再利用代工过程中积累的资本和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边自行设计创新产品，边为全球旗舰企业提供模块化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原始设计制造），逐步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直至开创自有品牌的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原始品牌制造）。^[29]

当集群产业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以及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之后，一方面，单纯依靠资源扩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自然能得以转变；另一方面，由于产品附加值增加，不仅企业的利润率增加，而且单位劳动的产出也上升，从而劳动者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福利增加；此外，国内居民收入增加，还能够增加消费、扩大内需，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3.创新理论揭示了创新是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的具体方式。只有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因为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上下游的厂商不可能主动将其核心技术拱手相让，中国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通往经济转型的机会窗口。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同一物，称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包括：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30]另外，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31]

可见，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相对应的：产品创新涉及价值链上游的研发和设计环节，市场创新涉及价值链下游的市场营销和品牌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和材料创新则主要涉及中间环节。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国主要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以低成本优势接纳国外领先企业的非核心技术，而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不会拱手相让的。文嫮、曾刚（2005）以中国上海的集成电路业（IC）产业升级为对象，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取决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取决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核心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核心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32]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要掌握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核心技术，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进步，形成某种创造性破坏，改变原有的竞争优势。根据陆德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发展》，这是打开通往产业升级机会窗口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分工—价值链—创新”对于中国的发展逻辑如下：斯密定理阐明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已经在国际分工的参与中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揭示出，中国当前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间制造环节，但中间环节的价值增值低，这是当前消耗大量资源换取GDP增长，但社会福利却不能相应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中观的角度，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而从创新理论角度，对于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的拓展，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为占据利润制高点的领先企业，不可能将他们的核心技术拱手相让。所以，从微观角度，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升级的机会窗口。可以想见，当中国的企业能够逐渐掌握升级的核心技术，进而集群产业都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拓展，改变“两头在外”的格局。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自然能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因而，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由资源扩展向技术深化转型，这一转型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进步；而这又取决于制度的合理安排，从而要依靠制度创新。从历史的角度，如果说过去30多年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改革带来了经济奇迹，那么，今后若能形成“推动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共识，更深入的制度创新则能带来可持续的并且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增长，进而创造新的经济奇迹。所以，在“发展”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进步”的共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

我们认为，经济学起着解释经济现实并指导实践的作用，对于建立“进步”共识是责无旁贷。而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脱离不了技术、制度、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因而构建有足够现实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对于发展模式转型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