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正确解读中国经济模式需要突破传统理论范式,构建包括技术、制度和历史分析的框架,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20]。在物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都大幅提升,1979—2008年中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增长10倍多;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0.8%,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1];1978—2008年,平均每天创造的国民总收入增长了81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财政、货币及社会保障体制)及市场体系(包括商品、要素和产权等诸多市场)的初步建立,理顺了政府、企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方面,农村与城市实现着深刻的制度转变,激发起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活力,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推动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变。[22]然而,在令人瞩目成就的另一面,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①以资源消耗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问题;②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导致自身的经济发展受制于他人;③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发展观念导致贫富差距变大,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从技术角度,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可以归因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可以归因于对外开放所引进的先进技术,也可归因于内生的技术进步。因此,中国在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取得增长时,不仅靠资源投入扩张规模,而且技术进步(包括引进外部先进技术以及内部研发技术)也起到重要作用。具体到现实层面,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中国沿海的集群产业逐渐嵌入垂直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体系(GVC,Global Value Chain)[23]之中。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包括国内资本和FDI)、劳动以及其他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卷入全球分工的大生产之中,使中国的规模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出口加工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外部的先进技术,加上国内产业内生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的经济效率迅速提升,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但是,这三者仅仅是技术上的应然,它们为何就一定会实现?这就要从制度层面来看。导致这三者由技术的应然成为现实的必然的是,1978年以来在“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改革共识下渐进的适应性制度创新。从历史角度,这种改革共识又是由新中国60年建设经验以及近200年以来中华文明复兴图强的愿望所决定的(详见图2)。
图2 中国经济奇迹的技术、制度、历史分析框架(www.xing528.com)
综合上述,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理解为(如图1):在中国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渐进的制度创新,不断放宽对资源利用的制度约束,进而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中国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而内部生成和外部引进的技术进步又促使经济效率提升,这两点在现实中决定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
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下,经济被简化为技术性的指标,进而在许多人的心中形成“唯GDP主义”,将人们对发展的渴望引向了对经济指标的渴望,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做法带来了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在经济增长方面,仅靠资源动员型的规模扩张来拉动短期经济扩张,而忽视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好处;在社会治理方面,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法制和民生的建设。因此,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而在思想层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必须构建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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