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在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根基上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古典经济学把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到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实质，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及其变量的研究。而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有近90年的历史。而在我国也只有60多年的历史，孟昭元（1994）同样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和调控管理的研究，比我们要深入得多，有三四百年的历史。^[44]经过几次大的曲折，我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经济学应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它的实践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领域。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规律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经济学立足其完备的市场、自由竞争、生产要素的灵活流动及较好的供需弹性等假设，同时由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等，注定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社会实践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别。孟昭元（1994）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都重视所谓纯粹经济行为和纯粹经济关系的分析，而把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从经济分析中抽象掉，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研究，较重视经济对策的研究，因而都注意分析短期经济过程，并做出具体描绘。^[45]因此，西方经济学在于他们研究和阐述的经济对象是当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却处于一个不发达的、非常不完善的、尚待转变和创建的市场环境，所面对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跟奠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基础有着天壤之别，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灵丹妙药而照抄照搬。杨承训（2006）指出，五花八门的西方经济学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既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更不能揭示中国现代经济的特殊规律。^[46]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危机面前的集体失语和对现实解释的乏力，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危机，不仅不能预见，而且也不能解决深层的现实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按照程恩富（2000）观点可以归结为：一是西方经济学缺乏应有的人文性，而在某种程度上滥用数学；二是私有化“产权神话”和“自私人”（“经济人”）理论的流行。^[47]笔者认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面临两大问题：第一，只在表面上和在形式上追求科学性和逻辑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失败的要害在于不顾现实地只注重纯粹逻辑的演绎；第二，在工具上和方法上单纯追求完美性和客观性。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优雅，但实际上又不能经世致用，在方法论上过分偏重技术分析，缺乏透视经济问题的历史维度和制度维度。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表面科学的时尚，越来越难以掩盖其背后的无奈，无法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致成为一种理论分析上的游戏。理论之树之所以长青是因为它闪烁着思想的光芒。(www.xing528.com)

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发展得很不充分，各种经济矛盾和规律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目标模式，不成熟的经济关系还不可能形成完全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因此，对待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和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值得学习。正如程恩富（2000）所提出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48]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为我们有益地借鉴，但是不能以此替代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更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提供实践的具体答案，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本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实践，从而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不竭源泉，反过来又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这与程恩富（2008）所倡导的“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49]相一致。但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学更应该从中国具体的实践中寻找来源，侧重点更应该立足于自己。这与权衡（2006）的观点类似，即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一定通过许多问题进一步去验证、充实和完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实践本身一定会创造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这也预示着中国一定能够为世界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世界经济学发展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留下中国的烙印。^[50]这正如程恩富（2000）所说，丰富的改革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料。^[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