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更多依靠的是政府的威权，形成地方政府“锦标式竞赛”，而民众个体的主动性、能动性相对不足。显然，这种格局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因为计划经济是政府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大众经济、个体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二者在后改革时代的矛盾逐渐凸显。周文，赵方认为，这种矛盾体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同时他们还指出，公共权利缺乏制衡又会导致权利设租、寻租，政府越位，市场化不到位，催生政府替代市场的现象，市场泛化，一方面体现为政府的缺位[36]；另一方面是政府越位（即政府强势利用威权推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锦标式竞赛”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潮涌现象，其背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物本理念，从而使物本理念超越人本理念，只关注和注重经济增长，物本理念成为政绩考核的原动力。事实上，个体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元素，物本超越人本，必然形成物与人的冲突，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中国目前的情况在于：一是政府越来越强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府权力滥用和失控；二是强势政府与无相应社会基础支撑的市场化形成畸形结合，导致政府出现异化现象。[37]因此，政府的威权必然导致对市场和社会资源的挤占，即便是交易，个体也处在不公平的地位。换句话说，对于个体的需要，各级政府无暇顾及。因此，各级政府为了政绩和利益进行“掠夺性”发展，必然会对个体权利造成侵蚀。用政府的意愿强制替代民众的意愿是官民矛盾的根源，比如强拆现象、重复建设、反复折腾等。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传统体制被描述成“全权统治”“总体性体制”“总体性权力”“总体性社会”或“全能型国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是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功能于一身的体制。而过度威权的政府，必然会形成对个体权利的侵蚀，就会使社会难以发展和产生创造力。当前中国社会有其复杂性，但是个体权利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成长的，而越来越独立的个体权利意识，势必对政府的权威形成挑战。但是必须正视现实：计划经济与个体权利是成负相关的，所以是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与个体权利成正相关，所以是大众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就是承认并维护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38]因此，个体权利的正当性在法律框架内应该得到尊重和敬畏，正如乔尔·S·米格代尔在《强社会与弱国家》中指出，我们需要的政府应该可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也保证了少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占，因为少数也是公民的一部分，而且任何一部分公民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处于少数。[39]
只有全体民众的权利都能在制度框架内得到尊重和敬畏，社会经济主体共同全面发展的目标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和实现，即达到共同富裕。在后改革时代，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进而消除对个体权利尊重的社会障碍。共同富裕也并非单纯物质上的富裕，也包括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敬畏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才能缩小劳动者之间的职业差别和收入差别，才能逐步形成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平等、民主、友善的良好社会关系，从而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金观涛（2010）认为，市场经济的扩张是有限度的，当它和社会有机体冲突时，发展就停下来了。他还认为，只要肯定工具性理性和个人权利、民族认同，接受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就能保证市场经济无限制地扩张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超增长。[40]也就是说，在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在理论上关注个体权利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对于后改革时代的经济发展将是一种误导，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失误而导致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www.xing528.com)
因此，中国经济学应该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金观涛（2010）认为，一旦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正当的社会组织再也不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是为个人服务的大机器。[4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未来的社会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江泽民同志（2011）也曾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43]
在当前的转型时期，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个体权利问题，实质上符合经济学中的公正定理，即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敬畏，可以保证每一个初始禀赋不同的价值都能够有机会既有效又公平地得以实现，从而以个体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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