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一，在经济增长方面，实现了35年的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多年的年均增速9.9%；在基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6.1%要高出3个百分点，年均增速提高60%，人均GDP从200美元上升到4900美元，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12年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30多年来经济总量增加了20倍，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第二，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1978—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245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7917元。在未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单从增长的幅度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都是比较可观的。
因此，从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都是世界奇迹，令世界瞩目。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杨凤林（1996）认为，经济发展理论不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且研究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人口素质、收入分配、对外贸易等，即“整个社会的向上运动”，经济发展是有结构变革的经济增长。[29]李清泉（2005）同样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是指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状况、生活水平、社会结构等在内的变化。[30]可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增长的含义较为狭窄。经济增长只是纯粹的量的概念。在经济增长的概念中，用GDP核算的局限性在于：一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的社会成本和牺牲的环境成本根本没有核算；二是经济增长的后期为了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所付出的成本亦没有得到核算。因此，社会进步应该依靠经济发展来衡量，而不是经济增长，GDP的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发展、生态环境的优化等。而发展的核心则最终体现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上。经济发展的含义不仅仅是量的概念，还包含哲学上质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包含非经济因素的概念。就当前中国现状而言，经济发展不能单纯地体现在GDP总量的提高上，更要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渠道通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处在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
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大多数人能参与经济利益的生产和分配。如果经济增长只利于少数富裕阶层，那就没有经济发展，比如社会的公平公正、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此，必须认清经济增长只是手段，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不是充分）条件，而经济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
但是，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被混同于经济发展。很多学者用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与现状，这种未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做严格理论区分的混淆必然会错误地指导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上，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态势和迹象，但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除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也承认，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说明了，高速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只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增长与发展脱节，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只会使某些业已存在的问题严重化，而不会使我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此，现实的问题已经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呈现在我们面前，当前迫切需要将这种差异上升到理论高度，以便于以后能够做到真正的经济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思维，即不能简单地用物质需要代替文化需要，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政治需要。(www.xing528.com)
同时，过去30多年一直用增长的思维和手段去解决发展问题，导致单纯和片面追求GDP增长。应该说，在经济欠发达时，民众利益诉求单一，解决好温饱问题就解决好一切。但是当温饱问题解决后，民众利益诉求出现复杂化和多元化，传统的发展思路就会受到局限，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足以实现发展，反而带来增长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在后改革时代，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比实现发展本身更重要。否则，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滋生会制约和阻碍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当前的现状是中国正面临体制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与高速增长的经济问题相伴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收入差距和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严重等。陈红（2007）认为，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脱节，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非均衡发展。[31]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不可忽视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嘉德·博斯腾（Jared Bernstein）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一书中对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并指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
中国经济学者常昌武（1999）指出，经济发展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32]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就不能只关注经济问题而忽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同等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积压的社会问题，在当前来看，比发展经济本身显得更重要。社会问题的积压，实质上是没有厘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了，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甚至落后了。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顾海良（2011）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为基本理论并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33]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并不清楚或者没有更多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多样性的现状。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强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财富分配背后的人与人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解决的成败决定了经济能否持续更好地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问题解决的基础，而社会问题是否解决决定了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和稳定发展。正如周文，赵方通过研究指出的那样，社会建设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它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弥补政府失灵，还能极大地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34]刘文斌同样认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键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5]因此，中国经济学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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