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累积的过程。因此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上升和提炼为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必然要经过反复检验,注定有一个滞后期。从美国经济学的演变历程来看,从经济强国跃升为经济学强国,用了50多年时间。另一方面的教训也值得中国经济学界警惕和思考。这就是国家经济强,未必经济学强。但是,如果只是经济强,而没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得更稳、更远,经济的强盛只可能是昙花一现。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确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正当其时。而中国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构建,更需要的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前提。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息息相关,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在过去的300多年,经济学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霸权话语体系下。因为过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受历史局限,没有更多样本可以选择,致使依赖发达国家经验而抽象出来的西方经济学成为指导各国发展的通用教条,众多发展中国家奉西方经济理论为圭臬,西方模式成为唯一可以模仿的样本。结果,西方概念充斥并泛滥,国际化成为单向输入,现代化成为西方化,甚至一些学者宣称“历史的终结”。
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短短的40年时间便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发展中国家西化的失败与中国特色的成功“突围”,正反两方面说明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特别是对当今在世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国家来说更富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不但是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第二,中国已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基础和能力。首先,从近4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来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其次,从未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仍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份额以及增长潜力,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具备引领世界经济的能量。这两方面奠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基础,中国应当也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同时,确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给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借鉴,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第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今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现象”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理论是实践的反映。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上体现出来。否则,中国经验与中国奇迹只停留在经验层面,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就得不出规律性结论,必然失去指导意义。
因此,在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必然引发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全方位、多维思考,进而提出经济学创新的理论需求。在这方面,恰恰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反而不及西方学者清醒,忘记世界经济已进入“中国时代”,仍然在用西方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机械甚至固执地认为现代经济学主导者只能是西方经济学。
第四,中国发展经验是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核。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具有取之不尽的丰富的经济学元素,远远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曲线和模型描述。(www.xing528.com)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视角考察,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这些自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概念,同时又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第五,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历史上的中国曾一度衰落,今天又再次崛起,实现对西方发展的超越。回望整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一方面,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对世界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得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中国经验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探索,相比西方提供的发展模式,中国方案更具有普遍性和认同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发展,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叫发展经济学,它是二战以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以实现消灭贫困的梦想。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尽管有世界银行的一些具体帮助和发达国家的自身努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
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08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6.8亿人口数,世界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也更加极端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干预太多,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就必须把所有的政府干预都取消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越来越糟。所以,中国的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脱贫的道路,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置,而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因此,要坚持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中国道路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和丰富的源泉,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完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的转换,应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更可能会伴随着中国经济由崛起走向繁盛的整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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