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冲击下的边缘化过程（1992-2005）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步伐。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讲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对囿于本质问题陈旧观念的否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生产力发展从而重视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解放这个重要思想。中国率先成功地走向市场取向改革，从主观条件说，最根本的一条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有远见的、坚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最终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彻底摆脱出来，比较一致地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

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理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利益分配关系，尤其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调整，而利益调整的目的主要在于增强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动力与活力。无论是利改税，还是承包制或股份制，都在相当程度上以利益要素作为主要内驱力来发挥、发展企业和职工的劳动主体性，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更加强化了这种利益驱动机制，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大量涌现。它们对国有企业造成的利益压力又反过来促使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深化管理，使整个中国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一阶段学术界围绕发展市场经济这一中心，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为什么搞市场经济”以及“怎样搞市场经济”的问题，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的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雏形的形成。

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对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范畴和劳动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等基本理论做了重新解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而对农村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配体制改革等问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分配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和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同时，对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方面的理论需求也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中占据主流地位。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最早进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其影响尽管历经跌宕起伏，但始终蔓延不绝，而且在改革开放后适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而日益扩大。西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但在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处于强势地位，对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

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和高度抽象的理论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对中国经济学发展也会产生某些不良影响。西方经济学以其理性主义和普世价值为主要武器，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其负面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遵循的重要路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共同规律，同时也承认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主张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而在学术建构上采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上的体现更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从中国经济学学术建构角度看，一方面要避免西方经济学“非历史主义”倾向，发挥其现代研究方法和工具优势，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提供现代性工具；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国传统资源，立足中国国情，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早在1994年初，程恩富教授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中就以此为逻辑起点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做了开创性的总体判断，之后引起连锁反响。(www.xing528.com)

1995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持续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争论，有些学者提出要用新的范式取代传统政治经济学，并应致力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国际化、规范化和本土化。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也有些人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流是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经济学。

面对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危险，刘国光教授在2005年的“7·15讲话”中指出，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刘国光教授提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绝不能依赖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方面需要我们深入领会。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界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指导和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如通过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计划与市场理论、按劳分配理论等的深入探讨，为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解释。二是试图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和逻辑进行经济理论的再创造。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式和逻辑脱离了我国实际，甚至经常用一些复杂的语言和范式来描述一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和问题，洋洋万言、结论简单，因此，往往“好看不中用”，至今未形成任何有价值的成果。